旧梦难去，重温在心
时间无情，带走诸多往事，人们还来不及细细打量，早已烟消云散，消弭于无形。该忘记的总会忘掉，人的一生，哪能带着那么多的往事压在身上负重前行？
有的往事，如果一旦与人的命运密切相关，却很难被历史遗忘。岁月中走过，多少人历经坎坷与磨难，对他们是刻骨铭心的记忆，对后人是审视历史的参照。
写作三十余年，结识不同领域的前辈，听他们的故事，读他们的文字，在字里行间走进时间深处。选入此书的随笔，从胡风、冯雪峰、巴金、萧乾、赵树理，到丁聪、吴冠中、王世襄、黄苗子、郁风等，所写人物的界别不同，遭际不同，但在一个大的时代格局里，各自命运的起伏跌宕与悲欢离合，相互映衬，让我在写作时，总是感到历史如此沉重。
所谓旧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人们不能忘却的噩梦。书中所写的这些人物，个别人被“文革”浩劫所吞噬，大部分则乐观、坚韧甚至委曲求全地挺了过来，从而他们才在人生的最后阶段，更加珍惜生命，珍惜文化创造的可能。
今天八月二十四日，五十年前，同一个日子，受尽屈辱的
老舍，在北京太平湖度过了漫长的一天。他走进湖水之中，再也没有醒来。谁能想到，他的人生最后一页，竟会以这种方式惨然翻过。
又是许多年过去。书中我所熟悉的不少前辈，如今都已离我们远去。于是，我们只能在他们的往事中看历史如何艰难行进，同时，在一个容易淡忘的年代，我们反省，我们沉思。
旧梦难去，重温在心。
这是我们这代人注定的宿命。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匆匆于北京
王世襄：自己的天地
铺天盖地的风暴中，王世襄被迫率先起来“自我革命”。他环顾四周，家里都是多年精心收藏起来的珍贵文物。明式家具、佛像、铜器、鸽哨等等，在这场风暴中，它们无疑都属于应该破除之列的“四旧”。或者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或者反映出主人没落的生活情调。显然，在这样的情形下，王世襄非常害怕这些他所珍爱的东西，会在随时可能冲进家中的中学生红卫兵们手中化为灰烬。他主动跑到文物局，请文物局的红卫兵前来抄家。这些红卫兵的确与众不同，虽然是抄家，却知道这些文物的价值，运走时非常小心。黄苗子的儿子大刚记得一位同学讲过这样一个细节：一个小学生到院子里来看热闹，在一块古代巨型条砖上踩了一下，一位红卫兵便训斥道：“靠边点，踩坏了怎么办？”那个小学生说：“踩坏了我赔！”红卫兵说：“你赔得起吗？你知道这是哪个朝代的？”吓得小学生赶紧站到了一旁。
王世襄的举动启发了黄苗子、郁风。家里有不少珍贵的藏书藏画，其中有黄苗子为研究古代美术史而购买的一大批明清刻本书籍，有些还是国家图书馆都难以找到的孤本、抄本。他们担心这些书同样会被糟蹋，便由黄苗子主动前往美术出版社，请求造反派来抄家，将这些珍贵的东西一一收走。
对于那些对“文革”感到陌生的人们来讲，王世襄、黄苗子的举动，不免显得不可思议。或者说，人们难以理解，这些视文化为生命的文人，怎么会如释重负地抛弃自己的珍爱之物。书、文物，没有了这些，他们的价值又何从体现？
但是，只要走进当时历史场景之中，只要设身处地地走进他们的内心，就不难理解他们。在一个被“革命”热情燃烧得疯狂的年代，在一个文化被纳入政治范畴予以政治审判的年代，在一个个人权利和兴趣乃至个人隐私被完全排斥的年代，文人又如何能回避现实？他们要么如同邓拓、老舍、傅雷那样，在绝望之中以一种绝对方式告别这个世界，要么就只能无奈地接受现实，强迫自己适应变化了的生活。显然，大部分人只能选择后一种方式。
他们不得不随着潮流贬低文化的价值，不得不高呼口号以表示自己已经与过去告别。甚至有些人也真的认为自己的兴趣、爱好是毫无价值的，是与革命相对立，是自己身上耻辱的标志。在这种情况下，抛弃旧我也就不再是一件艰难的事情。他们乐于这样做。而且，唯恐别人不允许自己这样做。但是，实际上他们内心又怎么可能如此决绝，如此轻松？当看到运走他们文物的几辆卡车驶出胡同口时，他们的心一定在滴血。毕竟是多少年与他们相依为命的伙伴，毕竟是自己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与它们告别，终归难舍难分。唯一聊以自慰的是，虽然他们不再可能与之天天相伴，不再可能著书立说，但这些文物如果保留下来，便能够让更多的人去利用。
有这样一种深藏的愿望，恰恰表明他们无论怎样试图改变自己，无论如何想跟随时代，但骨子里永远保留着对文化的热爱。
戴乃迭：嫁给中国
1937年，当戴乃迭走进牛津大学校园时，她再度把注意力放在了中国身上。此时，距她离开中国已整整十年。
说实话，在牛津大学第一次见到杨宪益时，戴乃迭只是好奇地注意到，面前这个年轻中国学生，眼睛细细的，一脸苍白，举止文绉绉，人显得颇有些拘泥。不过，戴乃迭说，杨宪益对祖国的爱给她留下深刻印象。当她到杨宪益房间去的时候，看到墙上挂着杨宪益自己画的一张中国不同朝代区域划分的地图。
戴乃迭结识的这个中国留学生，的确与众不同。他懒散、贪玩、调皮，似乎诸事漫不经心；但他却又绝顶聪明，兴趣广泛，学识渊博。他天性乐于顺其自然，无拘无束，在中国传统文人中，竹林七贤恐怕是他最为倾慕的先贤。在戴乃迭接触到的中国留学生中，大概只有他身上最具备中国传统文化的味道。他喜欢收藏字画，喜欢吟诗，喜欢在酒中陶醉。这就难怪戴乃迭爱上了他。戴乃迭晚年曾在朋友面前开玩笑说，她爱的不是杨宪益，而是中国传统文化。虽是玩笑话，但也说明在戴乃迭眼里，两者之间有一个完美的结合。在他们结婚之后的漫长日子里，杨宪益身上的这一特点愈加突出，戴乃迭可以为自己的直觉和选择而满足。
那是值得留恋的日日夜夜。因为，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杨宪益结识了戴乃迭，并且很快爱上了她。
说浪漫也很浪漫。爱玩、爱恶作剧的杨宪益，恐怕连自己也没有料到，在爱上了戴乃迭之后，人渐渐变得本分了许多。曾经尚未确定生活目标和学业方向的他，终于因为戴乃迭的出现，变得专注了许多。
回到文章的开头。
戴乃迭和杨宪益爱情关系一旦确定，阻力首先来自乃迭的母亲。
“母亲见到过不少不幸的婚姻，因此她坚决反对我嫁给宪益，尽管我父亲认为，如果我们精神和谐，我们的婚姻就可能美满。”戴乃迭回忆说。
母亲的反对无法动摇戴乃迭的决心。只是在年满二十一岁可以独立自主的年限之前，她还不能做出决断。她等待着那一天。
杨宪益也有他的顾虑。在他的眼里，美丽的戴乃迭本来生活在一个舒适的家庭，而战火中的中国，却十分艰苦，如果和他结婚并一同回到中国，根本不可能保证起码的生活水准。他在乃迭面前，提到一首自己喜爱的摇篮曲，说乃迭这样的姑娘，本应过着歌曲中描述的生活：坐在垫子上缝针线，吃草莓，吃糖，喝牛奶。
所有的顾虑、迟疑、反对都没有改变戴乃迭重返中国的决心。她的心中，不仅仅有记忆中的快乐与多彩，不仅仅有令她神往的悠久文化，更有让她迷恋的杨宪益。像她这样出生于传教士家庭的姑娘，一旦确立了志向，她将终生不渝。不管人生旅途前面会发生什么，只要两个人心心相印，他们会一直走下去。
1940年，盼望回国已久的杨宪益，带着同样热切盼望重返出生地的戴乃迭，登上前往东方的海轮。
离开英国之前，在申请护照时，戴乃迭遇到了负责颁发护照的官员的充满疑虑的询问。
谈到关于前往中国的目的，戴乃迭对颁发护照的官员说：“我有一份在中国的大学教书的合同。”
“你不要相信中国的合同。最终我们会不得不花政府的钱去帮你回国。”那个官员说。
“我和一个中国人订了婚，我们会一起去。”
“你会发现他早已有了两个老婆。我们最后还是不得不花政府的钱帮你回国。”
这时，戴乃迭为了让官员相信自己的确有能力在中国生存，只好搬出已经在中国工作多年的父亲来作后盾。他当时正在中国参与他发起的工业合作社工作。她说：“我父亲现在在工合组织工作。”
“哦，这样情况倒不一样。”
终于说服了护照官员。也许这个官员的忧虑有他的理由，他显然处理过一些棘手的案例。因此，他的担忧和疑虑可能出于善意，是对自己同胞未来命运的关心。但是，他不可能理解戴乃迭，更不可能理解她与杨宪益之间坚实的爱情基础。一旦她做出了选择，她会执着地走下去。后来的生活道路证实了这一点。哪怕从踏上战争中的中国土地的那天起，她就开始经历种种意想不到的艰难、困苦，但她始终没有怨言。她所追求的、她所满足的是与杨宪益之间的心心相印和相濡以沫。这一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渐渐凸现出来。
然而，一生中最为严峻的磨难与考验，在二十几年后的“文革”期间在他们身上降临。
赵树理：清明时节
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对赵树理显然是一次严峻的挑战。
他也曾和许多人一样，为热火朝天的建设高潮而欢呼，但一旦他走进农村，一旦深入到农民中间，生活告诉他的东西就远远超出了报告、报纸、广播。他此时在家乡当挂职县委副书记，一日甚过一日的浮夸风，干部领导生产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教条主义，乃至人民公社形式本身所存在的弊病，都不能不令他忧虑，令他思考。
当年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还清晰记得赵树理在实际工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务实精神。在1959年2月中旬，县里召开春耕生产誓师大会。蓬勃兴起的大跃进热潮，已经使不切实际的浮夸风已经蔓延至农村每个角落。各级干部们唯恐自己落后于他人，生产指标于是报得越来越高，互相攀比，顿时成为时尚。一个大队的领导在会上报了一个十分惊人的计划，被树为全县的跃进典型。赵树理听了则心情沉重。会后他便找到这个大队干部开门见山地说：“我算了算账，照你这样的计划，肥料铺到地里得有半尺多厚一层，庄稼挤在一起成了绒毛毯子。依我看，这么个干法，只能长把草，连一颗粮食也收不上！”
他的这种态度，自然引起其他领导干部的不满。为此，倔强的赵树理，和县委书记争吵起来：“我们做工作，不单是为了向上边交账，更重要的是向人民负责。指标好定，想定多高都行，可是以后打不下那么多粮食，还不是苦了老百姓！”说这些话时，他不会想到，人们很快就将因为自己的虚假和浮夸而遭受饥饿的苦难。但他以清醒的意识，以一个为农民代言的作家身份，隐隐感觉到潜伏的危机。
这便是深入生活赐予赵树理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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