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土耳其_昝涛，易鹏，李玲飞著_9787550425712

　　2015年10月下旬，盘古智库代表团对土耳其出访调研，这次出访使调研组对土耳其的印象有了很大改变：这是一个非常现代化、世俗化的国家。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历史遗产、地缘政治、经济体量、人口结构、未来的发展潜力、“一带一路”战略的节点位置等，土耳其的重要性都被大大低估了。
　　我们重新“发现”了土耳其，也随之产生了对其认识匮乏的问题，中国与土耳其之间相互认识得太少，了解得太少。
　　基于此，本书从土耳其的身份认同与自我定位、土耳其的经济与中土经贸关系、土耳其的政治与外交等多个角度全面地介绍、剖析土耳其，使读者对土耳其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对目前的中东乱局有一个初步的观感。

　　这不是最坏的时代
　　这本小书就要印刷之际，出版社突然又约我写一篇作者序。踌躇之间还是想匆忙写几句。主要是因为最近土耳其很不平静，连续多次发生恐怖袭击，一些朋友不得不再次推迟赴土耳其旅行的计划。这个时刻，难免让人唏嘘困惑：土耳其到底怎么了？
　　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我不敢妄说这是土耳其最坏的时代。因为单就民族关系、教俗之争而言，在土耳其建国初期，库尔德问题和宗教保守主义是更为严重的挑战，只不过威权国家采取了强硬高压的手段，才造就了一个凯末尔主义的土耳其，但历史并未断裂，这些问题随着政治情势的发展还在继续起伏跌宕。库尔德问题和伊斯兰复兴注定是凯末尔主义的挑战者，也可以说是威权主义的挑战者。
　　埃尔多安经常因为民粹式的独裁倾向而被土耳其国内的反对派和西方媒体所诟病，说他想当个新“苏丹”。其实，埃尔多安继承和利用了土耳其所有的历史遗产：从奥斯曼帝国到共和国，从凯末尔主义到新奥斯曼主义，从世俗主义到伊斯兰复兴，从威权主义到不成熟的民主制度……他代表了大部分真实的土耳其，他是这个国家的产物，是这个民族文化的产物，也是这个时代的产物。
　　埃尔多安统治下的土耳其确实面临很大的挑战，周围似乎都是敌人：阿萨德政权、库尔德民族主义者、什叶派力量、“伊斯兰国”极端组织、俄罗斯、居兰运动……没有一个省心的。这一切让土耳其当权者很方便地、甚至是习惯性地将各种威胁说成是境外敌对势力的阴谋，而关于内因的探讨就这样被掩盖和搁置了。
　　我曾谈过土耳其面临的几个问题与挑战，尤其强调了土耳其社会分裂的加剧，主要体现为教俗之争和库尔德民族问题，埃尔多安统治下的土耳其非但没有处理好这些问题，反而使矛盾冲突加剧了。埃尔多安集团为了自身政治利益和安全的考量，试图操控而不是去解决这些问题，就连叙利亚难民问题也成为其捞取政治利益、与欧盟谈判的砝码。更不必说之前对“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策略、与俄罗斯的战机问题，等等。当前发生的恐怖袭击只不过是一些问题激化的表象罢了，反映出这个国家在处理历史和现实重大问题上的短视、失误甚至无能。
　　总之，土耳其问题多多，执政者却又能力有限。倘若“肉食者”不能最大限度地弥合分歧、形成解决问题的共识，那么土耳其还真就有点儿“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了。作为“一带一路”上重要的支点国家之一，我们也需要警惕它的“塌陷”。
　　这本小书里面，尽管我本人的一些文章占了较大比重，但在编著方面，除了给出一些意见，提供原文外，我没有做太多具体工作。必须指出，盘古智库的李玲飞研究员付出了很多努力，从作品的选编，到执笔撰写我们的调研报告，无不凝结着她的心血。更重要的是，盘古智库易鹏理事长自始至终对土耳其研究给予了大力的鼓励和支持，将其确定为智库国别研究的重点，他还亲自赴土耳其考察交流，形成了很多洞见，也都融入了调研报告中。离开这一切，这本小书就无从诞生。
　　是为序。
　　昝涛于布鲁明顿
　　2016年3月22日5:00
　　序二
　　当中国的国力在直线上升，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时候，需要与中国总体实力相匹配的国际型智库的出现。现在，中国上下也都在大力推动国际型智库的建设。在此背景下，我们搭建了盘古智库这样一个由中外知名学者组成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盘古智库秉持“天地人和、经世致用”的理念，促进社会共识，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应该说目前是中国社会智库中排在前面的一个智库。因为我们云集了中国顶尖高校中最优秀、最年轻、最新锐、最活跃的一批学者以及企业界、科学界的精英代表。
　　2015年，土耳其作为盘古智库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点国别研究对象，除了土耳其的地缘战略位置及其综合国力等宏观背景要素外，还出于一些特殊时间节点的考虑。2015年11月1日，土耳其再次举行对埃尔多安、对正义与发展党、对土耳其国家和人民产生深远影响的大国民议会选举；同年11月15日，“二十国集团”（G20，下同）首脑峰会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召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赴土耳其参会。
　　盘古智库这次去土耳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学术委员昝涛是中国土耳其研究领域数一数二的专家。他来自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也是北京大学最年轻的系主任。我们的学术委员王栋是中国研究美国问题的非常优秀的代表之一，他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副教授、中美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副主任。调研组学术委员蒋文胜是研究中国改革史、战略史的专家，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特聘研究员。
　　盘古智库调研组去了土耳其之后，对土耳其的印象有了很大的改变。我们感受到了土耳其的经济发展潜力和年轻化，也对中土之间相互不了解的状况和程度感到吃惊。土耳其这个国家是非常值得大力研究的。其实，中土两国也有很多相似的发展历程和命运。土耳其在1923年成为共和国，从语言、政治、文字上全面学习西方，在同一时期，中国也不断爆发运动，向西方学习现代制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后，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土耳其也有类似的改革进程；中土现在同为新兴经济体、同为G20重要国家；土耳其有一个百年梦想，就是经济实力能在建国100周年的时候（2023年）进入世界前十名，中国也有一个中华民族复兴梦；中国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土耳其有一个“中间走廊”计划。
　　可以讲，中国和土耳其这两个国家是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合作发展空间的。从国际新秩序的建设上、从国际反恐合作上、从地缘政治上，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而言，中土都应该做彼此最好的朋友，去拥抱彼此。对于盘古智库而言，我们要为此搭建平台，要思考我们能为土耳其带来什么，能为中土关系带来什么，能为世界新秩序带来什么？如果我们不考虑别人的利益，那我们自己也不会走太远。
　　我们对土耳其的研究，也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自己，认清自己的位置和方向。在当前中国和世界都面临巨大变化的宏观背景下，盘古智库也要和大家一起，为这个急剧变革的大时代做一点有担当的事情，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内心的荣耀和幸福所在。
　　盘古智库理事长易鹏
　　2016年1月18日

　　第二章
　　土耳其的身份认同与自我定位
　　一个国家、民族乃至一个人的身份和认同（Identity&Identification）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流动不居的。因此，关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和研究经常地就不仅仅是个历史问题。我们处在绵绵不绝的时间洪流之中，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个人或群体都要不可避免地面临新形势和新挑战，总要不断地回到自身，重新地提出“我（们）是谁？”这个根本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后冷战时代的土耳其是这样，对于崛起中的中国应该也是如此。
　　土耳其加大“母语”学习比重是文化倒退吗？
　　2014年8月，刚当选土耳其总统的埃尔多安在首都安卡拉的一次宗教理事会的会议上提出，必须把奥斯曼语的学习作为高中的一门必修课。这在土耳其社会引发了一场有关文化与传统复兴方面的争论。应该说，土耳其的这个问题在后发现代化国家是有一定普遍性的，尽管形式可能不同。
　　东方民族的现代化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们总是在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和保持自身特性方面感到纠结。对于很多知识分子而言，这种纠结可能还更加剧烈。这样往往就形成不同的改革派别，主要有调和派和激进派的区分。调和派认为自己的传统是好的，只要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就行，自己的好文化和好传统得留着，在中国这叫“中体西用”，在伊斯兰世界这叫伊斯兰现代主义。激进派主张全盘西化，比如在中国是胡适、陈序经等人的主张，在土耳其就是凯末尔党人的主张。
　　土耳其的独特之处在于其确实经历过全盘西化，那是凯末尔党人在1923年建国后推行的激进改革，包括政治、经济、教育、宗教、民俗、服饰等方面全面模仿西方。这里面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文字改革，即所谓的拉丁化改革。这是土耳其追求现代性的一个激进步骤。甘阳曾经说，土耳其人的文字改革造成其后代完全看不懂自己的古代、近代文献了，完全割裂了历史，属于文化上“自宫”式的现代化。
　　改革前，奥斯曼土耳其文是由阿拉伯字母书写的。奥斯曼土耳其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语族。奥斯曼文主要是书面语。对于阿拉伯字母，如果不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训练，是很难掌握的。即使掌握了阿拉伯字母，也不见得就能看得懂奥斯曼文，尤其是十九世纪以前的奥斯曼文，那是杂糅了很多波斯语和阿拉伯语词汇的，尽管句法上基本是突厥语的，但如果没有相当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基础知识，要熟练看懂古典奥斯曼文也绝非易事。
　　拉丁化的文字改革作为土耳其全面学习西方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也不难理解。其实，有很多民族在近代都有将自己本民族的文字拉丁化的想法，目的无非是想使自己的学生更容易接受西文和西方的知识与文化。就连不是字母文字的汉文，也有人在清末民初想使其拉丁化。我们自小就通过来自西方字母的拼音的帮助来学习汉语的发音。现在网络时代的线上交流，也经常出现用拼音聊天的情况。因此，拉丁化不是土耳其的特有现象。
　　再举个例子，许多中亚国家曾受俄国及苏联影响而长期使用西里尔字母。哈萨克语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前使用的是阿拉伯字母，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改为拉丁字母，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起改用俄语使用的西里尔字母。冷战结束后，他们又想摆脱俄语影响，把自己的文字拉丁化，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文字现在都拉丁化了。但这个过程会很缓慢，因为会人为地造成大批“文盲”。毕竟，文字的使用也是有依赖性的，要不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依靠特殊的权力，激进的文字改革很难推行。
　　现在的问题就来了，土耳其为什么又要重提奥斯曼语的教育呢？埃尔多安给出的理由并不难理解，他认为，恢复奥斯曼语学习的教育政策，是土耳其恢复其自身“根源”的必要步骤。拉丁化已经使得数代土耳其人根本看不懂之前的历史文献，更读不了他们祖先的碑铭。埃尔多安把废除奥斯曼文形容为切断了土耳其的“颈静脉”，结果是“我们这样一个有着超级科学素质的民族，竟因为这样一个灾难而丧失了它的智慧。”
　　可以看得出来，过去对奥斯曼文的“革命”和现在对奥斯曼文的复兴，其理由和逻辑是相似的。过去是为了现代化，接近西方，现在现代化已经实现了，但民族的文化之根长期断裂也不健康。因此，恢复奥斯曼文的教育，也是为了使民族更加健康、完善和进步。这就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胡适曾说，全盘西化在实践上是不可能的，一心一意地搞西化，最终能得个50%的成效就不错了。
　　土耳其全盘西化那么多年，不但没有变成西方，还出现了传统的复兴，这个倒是符合亨廷顿的观察。一个走西方化路子的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日子过好了，还会回来“认祖归宗”，从传统中找根源的。无论是亚洲价值观还是伊斯兰复兴，这些现象逻辑上都很相似。
　　土耳其自凯末尔时代就推行西方化，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加入西方阵营，由成为北约国家到追求加入欧盟，世界上很难再找出一个这样曾经铁了心向西方靠拢的国家了。但冷战的结束改变了土耳其的地缘政治形势，其从一个西方阵营的边疆国家，一下子好像又孤零零的了，在西方阵营里的重要性下降了，原来向西方一边倒的政策不合适了。土耳其人当然得重新定位自己，得重新看世界。
　　土耳其看来看去，决定要成为一个黑海、中亚、中东、欧洲之间的“中枢国家”。为此，在外交上要重视周边，不能再紧盯西方，在内政上要调整全盘西化的路子，土耳其是个伊斯兰国家，不是西方国家。土耳其以前的文化政策和意识形态需要调整了，尤其是随着土耳其加入全球化的进程中出现的新兴中产阶层。他们过去在凯末尔主义的国家结构里长期被边缘化，现在通过民主化进程逐渐掌权了，他们更为珍爱自身传统，对凯末尔主义的全盘西化一向持保留态度。他们现在掌握国家权力了，自然是要审时度势、谋划新规。土耳其这一内外政策的调整，被称为“新奥斯曼主义”。
　　客观地说，土耳其正在走的是一条国家“正常化”的路子。毕竟，土耳其过去的内政、外交政策是有失偏颇的。不久前，主要由埃尔多安的支持者组成的国家教育理事会已经投票支持将奥斯曼语作为宗教高中的必修课，并将其设置为普通中学的选修课。这个做法并不激进，又不是要废除现代土耳其语，就跟中国学生要学古汉语类似，有何不可？埃尔多安的支持者认为，把奥斯曼语作为土耳其学生的必修课，有利于恢复凯末尔党人的激进改革造成的土耳其人与其传统和过去的断裂。这个看法是很客观的。
　　不过，埃尔多安推动奥斯曼语的举措，在土耳其境内也引发了批评。反对派表示，埃尔多安此举是要让土耳其的孩子们失去“质疑世界的能力”。“他们想把土耳其变回一个中世纪国家，但他们永远不会成功！”其实，这些反对派只说对了一半，埃尔多安不一定想要把土耳其变成一个中世纪国家，但就算他想，也确实不会成功！埃尔多安在土耳其有那么高的威望和支持率，不能不说，他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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