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乔·古尔迪和大卫·阿米蒂奇在本书中呼吁，历史研究应该放眼全球、回归长时段，同时呼吁史学家要善用大数据统计工具和可视化工具。作者认为，微观史只着眼于短期历史，缺乏长时段思维，有其局限性。因此，当今的史学研究应采用大图景、大历史的研究维度，同时结合微观史精于处理文献的优势，这样才能更好地研究历史，让史学与其他学科融会贯通，并使历史服务于现实政治及社会，让普罗大众都能阅读历史、读懂历史，实现其作为人文学科的现实意义和价值。在实证案例方面，作者主要探讨了气候变迁、社会不平等及资本主义未来等问题，以此启迪历史学家和学生如何运用长时段历史的思维去思考、分析问题。
历史学家该如何向当权者讲述真理？这一点为何至关重要？就规划未来而言，为什么500年的视野要优于5个月或者5年？为何历史——尤其是长时段的历史——对理解造成当今社会种种矛盾的多重过去如此不可或缺？撰写《历史学宣言》一书的目的就是向历史学家及任何有感历史在当今社会该如何发挥作用的读者吹响战斗的号角。著名史学家乔?古尔迪和大卫?阿米蒂奇在经历了数十载术有专攻的专业发展之后，深刻洞悉了历史学近年来出现的向长时段叙事回归的大趋势。在著者看来，这种大趋势对未来的史学学术及史学向公众的传播而言至关重要。本书观点鲜明、论证缜密，对人们论辩和思考数字化时代历史学及众多人文学科所能发挥的作用颇有裨益，这其中包括决策者、社会活动家、企业家，以及普通听众、观众、读者、学生和教师等。
《历史学宣言》是在多轮讨论之中诞生的，讨论的议题包括史学的未来、长时段的回归以及史学在公共文化中的作用等。乔·古尔迪认为，是杰里米·D. 亚当斯（Jeremy DuQuesnay Adams）和大卫·尼伦伯格（David Nirenberg）为本书的撰写播下了思想的种子；大卫·阿米蒂奇也主张，是与艾莉森·巴斯福德（Alison Bashford）和达林·麦克马洪（Darrin McMahon）的交流催生了自己的想法。交谈导致了合作，一篇研讨会提交的发言稿很快演变成一篇论文，论文再经拓展就成了眼前的这本书。本书能够最终成型得益于其他许多人的关爱，既有私人生活的，也有专业学术的。乔·古尔迪在此要特别感谢扎切里·盖茨（Zachary Gates），大卫·阿米蒂奇则要向哈佛大学历史系的工作人员特别致意，感谢他（她）们的耐心和支持。同时，我们两个人都特别感激扎切里·戴维斯（Zachary Davis），其助研之功即高效又富有想象力。
本书的部分内容曾在耶鲁大学法学院和位于巴黎的瑞德学院宣读过，我们对听众的评判和鼓励表述感谢，同时要感谢以下学者对本书内容的反馈，他（她）们是：詹妮·安德森（Jenny Andersson）、马吉·阿弗里（Margy Avery）、欧默尔·巴托夫（Omer Bartov）、彼特·伯克（Peter Burke）、詹妮弗·伯恩斯（Jennifer Burns）、哈罗德·库克（Harold Cook）、西蒙·德迪欧（Simon DeDeo）、马特·戴斯蒙德（Matt Desmond）、保罗·弗里德曼（Paul Freedman）、斯特拉·格瓦斯（Stella Ghervas）、约翰·吉利斯（John Gillis）、汤姆·格里弗斯（Tom Griffiths）、琳恩·亨特（Lynn Hunt）、丹尼尔·居特（Daniel Jütte）、杰里米·凯斯勒（Jeremy Kessler）、丹·斯梅尔（Dan Smail）、安娜·苏（Anna Su）、约翰·威特（John Witt）和丹尼尔·沃尔夫（Daniel Woolf）。我们还要感谢《年鉴》（Annales）杂志的编辑们，尤其是艾蒂安·安海姆（Etienne Anheim）和安托因·里尔蒂（Antoine Lilti），因为该刊登载的一篇论文其部分内容就来自本书的前两章。
《历史学宣言》在多重意义上是携手合作的产物，不止作者两个人的合作，还有作者和剑桥大学出版社和合作。理查德·费舍尔（Richard Fisher）可谓独具慧眼，从一开始便从出版社高层管理者的角度竭力支持本书的撰写。没有利兹·弗里恩德-史密斯（Liz Friend-Smith）编辑的执着、干劲和热情，这本书可能根本还未动笔，更别提如期完成了。克里斯蒂娜·萨里吉安尼多（Christina Sarigiannidou）和罗萨琳·斯科特（Rosalyn Scott）在时间紧、任务急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从容淡定并如期完工着实令人钦佩。芭芭拉·多赫蒂（Barbara Docherty）堪称一位模范的技术编辑，自始至终都高效敬业，而卡洛琳·狄培文（Caroline Diepeveen）也在时限之内赶出了一份出色的文献索引。出版社从一开始便坚持《历史学宣言》一书要采取免费公开网上发布的形式出版，可谓别具一格且令人振奋。我们期待着这一实验性的做法会引发更多的学术讨论。凡有兴趣的读者都可登陆网站historymanifesto.cambridge.org加入讨论。
乔·古尔迪，于罗德岛州普罗维登斯
大卫·阿米蒂奇，于悉尼
2014年7月
乔·古尔迪（Jo Guldi），美国布朗大学历史学助理教授，著有《通往权力之路：英国的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史》（2012）。
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著有《英帝国的意识形态根源》（2000）、《现代国际思想的根基》（2013）等。
前言
导论 人文学科的篝火
第一章 后顾前瞻：长时段的兴起
第二章 有一阵子，长时段消退了
第三章 长短论衡：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气候变迁、公共治理和社会不平等问题
第四章 大问题、大数据
结论 史学的大众前景
注释
索引
回望历史，是为了塑造未来，这是对历史学家、历史社会学家、历史地理学家，尤其是信息科学家发出的共同召唤。这一观念同时为前瞻未来机构的改革提供了路标，例凡政府、金融业、保险业、非正式组织、自发群众组织、公民科学团体等等都莫不如是，这一观念将指引我们踏上通向更美好未来的道路。寻求这条道路的人们尽可以传统为参照，所有传统也都有自身的历史轨迹可循。我们坚信，历史和传统是未来行为最精准的指示器。“历史研究当然不能只在四壁围墙的花园书斋里就完成”，费尔南·布罗代尔曾有如此感言，“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历史岂不荒废了自己的现世使命，从此再无力回应现实中的苦痛、再无法与人文科学保持关联，后者虽还年轻却已显现出一股咄咄逼人的锐气。如若缺少雄心勃勃的历史叙事，如若历史不能自觉到自身的职守和强大的力量，那么当今时代能否容得下人文主义的存在呢……”虽然布罗代尔说此话是在1946年，但时至今日，他的话语却依然还是那样的及时和紧迫。 史学的大众前景依然把握在史学家的手中，但前提是“我们须有眺望窗外的欲望，须认识到史学绝不止是少数几位专家独享的财产，而理应成为千百万人能够合法继承的财富”。这是美国史学家富兰克林·詹姆森在1912年12月发出的感悟，但如同布罗代尔的话语一样，至今听起来还是那样紧迫、与时代相关。在过去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史学专业经历了前文曾剖析过的多种转向，如社会转向、文化转向、性别转向、帝国转向、后殖民转向、全球转向、跨国转向等不一而足。而今，史学又具备了富于批判性的跨国家、甚至跨时间的宏大视野，所以史学家理当成为避免全社会陷入狭隘偏激和地区短期主义的忠实护卫。可一旦受邀为政治发展、土地改革、福利国家建设及后冲突解决方案献计献策之时，史学家们，连同其他众多人文学者，便马上将这块公共领地——有时是国内的，有时是全球的——拱手交与了经济学家，有时候还有律师和政治学家。（试想一下：上一次置身学界的史学家步入唐宁街或白宫参与决策还是什么时候？更不要提为世界银行做顾问或为联合国秘书长提供咨询了。）因此，也难怪当今世界面临全球治理危机了。当下，我们饱受管理不善的金融市场之苦，必须承受由人类活动引发的气候变化的恶果，后者危及到政治稳定甚至整个人类的生存。统而观之，要认清这些挑战的本质，要克服当今时代的短期主义，我们亟需拓宽视野、拥抱长时段，而这些只有史学家能够提供。 全世界的史学家，团结起来！你们会赢得一个世界，现在还为时不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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