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中国道教经籍在十九世纪英语世界的译介研究_俞森林著_9787553104904

　　《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中国道教经籍在十九世纪英语世界的译介研究》为笔者所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道教经籍的译介与传播研究”（项目编号：11XZJ00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中国道教经籍在十九世纪英语世界的译介研究》从19世纪公开出版的英文专（译）著和《中国丛报》、《教务杂志》、《中国评论》等主要英文期刊中提取与本研究相关的一手文献资料，以历史为经，以译介中国道教经籍的主要英美汉学家为纬，由面及点，点面结合，对中国道教经籍在19世纪的译介与传播的轨迹和总体趋势进行分析与整理，并对本阶段的主要人物及其相关专、译著进行提炼总结，对他们在中国道教经籍译介与传播方面的贡献进行评介，以厘清中国道教经籍在19世纪英语世界译介的历史脉络和整体情况。

　　《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中国道教经籍在十九世纪英语世界的译介研究》：
　　1816年（嘉庆二十一年），阿美士德（WilliamPittAm-herst，1773-1857）率领使团再次来华。其主要任务是敦请清政府多开商埠，进行自由贸易，与中国建立通商关系，但因清政府与英国双方在礼节上出现分歧，阿美士德使团未能谒见嘉庆皇帝，此行任务又以失败告终。贸易问题未得到解决，英国在华的市场没有得到正式开拓，这使得英商的走私活动与日俱增，尤其以19世纪20年代为盛，鸦片走私成为此时的大宗。一方面，英方对于对华贸易庞大的逆差日益不满，而中国清政府对于鸦片毒害国民的状况日益反感，中英两国的贸易争端逐渐升温，最终要诉诸威力才能解决。
　　伴随着英国的海外殖民扩张，英国国教会亦开始积极筹划他们的海外传教事业。他们成立了基督教知识传播会和非洲与东方教会等海外传教组织。1795年，英国国教会又与长老会（Pres-byterianChurch）、公理会（CongregationalChurch）合作成立了伦敦传教道会（LondonMissionarySociety，简称伦敦会）。英国传教士首先与英国殖民者一道长驱直人印度开展传教活动，其海外传教事业亦由此应运而生。
　　1807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RobertMor-rison，1782-1834）绕道美国纽约来到中国广州，成为首位来华的英国新教传教士。此后，越来越多的英国传教士陆续来华。
　　19世纪下半叶，中国的国情发生了重大变化。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以中国失败而告终，迫使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丧权辱国的《中英南京条约》，将香港割让给英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和上海为通商口岸，英国人在条约所涉及的口岸和相关城市获得了居住、旅行、经商、传教、采访等权利。1856年至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又迫使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中国沿海和长江沿岸进一步开放，外国人可以在所开放的口岸自由出入。他们在对中国经济大肆掠夺的同时，亦进一步对中国的文化进行渗透，西方传教士、外交官和商人纷纷来华。在此背景之下，19世纪后半叶，英国汉学掀开了新的一页，来华的英国传教士知名者近百人，来华的英国外交官中身兼学者的有四十余人。这些来华外交官和传教士开始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语言、文学进行深入研究，并有许多著述问世。他们还创办中西文报刊，成立出版机构。
　　随着对汉语人才的需求的增加，在英国国内也开始成立汉学机构。1825-1828年间，马礼逊曾创办伦敦东方语言学校，汉语为其课程之一。1837年，伦敦大学设立了英国汉学史上第一个汉学讲座，1876年牛津大学开设中文讲座，由理雅各出任首位汉学教授，1888年，剑桥大学设立汉学讲座，由威妥玛（ThomasFrancisWade，1818-1895）担任汉学教授。这些机构既满足了英国国内汉语学习的需要，解决了国内汉语人才的需求问题，也培养出了以阿瑟·韦利（ArthurWaley）为代表的英国汉学研究的第二代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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