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观》第12辑在非洲发现中国_邱立波，高全喜编_9787549536221

　　“大观”是一份介于专业的学术刊物和通俗的大众出版物之间的思想性丛书。

　　《在非洲发现中国》隶属“大观辑刊”系列，另有《海权沉浮》一书已出。

　　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又岂能离开世界。认识他者，同构于自我认知过程，建立周边世界的常识性认识结构，也是完成自我定义无可取代的前提。只有在此项工作完成基础上，中国人才能重新构建基于我们自己视角的全球格局体系，从而探索我们的利益所在，为世界规模的和平治理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大观》第12辑在非洲发现中国》隶属“大观”辑刊，收录了几篇有关非洲的学术论文。通过对非洲各个国家的经济现状、非洲的历史、非洲与中国的合作等各个方面来探讨非洲这块土地，致力让读者们意识到非洲对于中国的巨大价值，从而反观作为一个大国的中国之历史哲学，思考中国的世界责任与历史责任，以期“在非洲发现中国”。

　　主持者言

　　2 0世纪8 0年代以前, 非洲曾离中国很近, 在国际反殖反霸运动中双方是并肩的朋友; 8 0年代以后, 非洲又离中国很远, 在中国的国际视野中, 非洲退到了很不起眼的角落里。进入2 1世纪, 非洲似乎又离中国很近，中国与非洲的经贸关系日益紧密；但它真的离中国很近吗? 非洲各国的反华声音近年已经屡见不鲜。没错，非洲现在确实离中国很近，各种反华声音恰恰证明了这种“近”，虽则透露出一种“远”。重要的是，我们是否真的理解了这种近与远。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远或近，都是在历史哲学意义上，而不是在物理意义上展开的讨论。政治哲学可以为一个政权提供正当性，但只有历史哲学，才决定着一个民族的自我意识,，它也告诉这个民族应该向哪个方向去, 并在此基础上定义了国家利益。物理意义上的国家, 只不过是被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所整合的质料。

　　在那个激情澎湃的年代，中国的激情被导向了国际主义，自视为第三世界的一员，视自身的历史使命为“将红旗插遍全球”。

　　这样一种自我意识, 自然会将中国的利益与非洲的利益放在一起并观，带来了当年的“近”。但这种“近”是基于一种想象的历史哲学。

改革开放的年代, 中国的自我意识转向了民族主义, “ 四个现代化” 的隐含前提是中华民族。这样一种自我意识，引导中国将目光投向了最有利于帮助自己实现现代化的西方, 适逢此时非洲国家开始进入动荡时期，非洲便开始变得离中国“远”了。这种“远”,是因为中国在历史哲学上的自我收敛。

　　进入2 1世纪, 中国成为“ 世界工厂”,对于原材料具有巨大的需求，这拉动了有丰富原材料的非洲的经济发展。曾在此前十几年经受动荡的非洲国家，多数在2 1世纪终于走出阴影, 开始了连续多年的年均5%以上的经济增长。然而,我们在非洲却可以看到“ 资源的诅咒”再次上演, 高速的经济增长并未带来民众对于财富的普遍分享, 反而导致了进一步的贫富分化与政治腐败。由于中国的需求在背后所起的作用, 使得许多不满的民众将矛头指向了中国, 乃至于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开始通过反华获取选票。中国对于这个现象的认知, 在当下仍然很模糊。我们意识到了非洲对于中国的巨大价值, 中国已经实实在在地从中获益；但中国对非洲所应负起的责任，却并未得到我们的有效体认, 中国在非洲的诸多援助, 常见到事倍功半之举。

　　究其实, 原因何在？笔者以为,浅层原因在于我们的政策制定需要调整, 深层原因则在于我们的历史哲学——我们的自我意识——出了问题。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在国际层面的自我收敛, 更多地是出于一种实用主义的考虑，它较为清晰地锁定了阶段性目标，但对于作为一个大国的“中国”之历史哲学的反思，则远未深入。这是时代的缺欠，我们没有资格责备前人；但随着中国开始在经济层面上崛起为大国，一举一动都有了巨大的外部性, 倘若我们仍然不从历史哲学的层面进行反思的话,则我们便没有资格讨论当下。

　　有鉴于此, 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于2011年12月3—4日在海口召开题为“ 世界历史视野下的非洲与中国” 的学术季度会议, 希冀通过对非洲这样一块与中国关系密切, 却既“ 远” 又“ 近” 的大陆的讨论, 来反观作为一个大国的中国之历史哲学,思考中国的世界责任与历史责任, 以期“在非洲发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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