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沿海到内地，由中原到大西南，那抗战烽火中的千万难民大潮，既是民族苦难的象征，也是中华民族坚韧不屈的力量源泉。
\\t这是一本填补抗战难民迁移史研究领域空白的学术著作，作者以严谨的态度，收集了大量第一手的资料，用人口学、历史学和文化学的研究方法，深入分析了抗战时期难民迁移的原因、路线，以及难民结构和政府救助状况，并就迁移对大后方文化、教育、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影响做了详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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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之后）各政府机关、工矿企业、金融机构、文化团体响应国家号召，前所未有地紧张动员，争分夺秒，纷纷西迁，数以百万计的民众不甘于受日寇的欺压、蹂躏，扶老挈幼，千里跋涉，倾室流亡，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未有的大迁移、大搬家。这一迁移，动员之广泛，规模之宏大，过程之艰辛，民族意志之刚毅，人民爱国热情之昂扬，都是中国历史，甚至是世界历史所少见，或仅见的。它突出地表现了中华民族临危不惊，履险不畏，在艰难条件下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可歌可泣，可记可录，值得中华民族子孙后代永远铭记，作为驱动民族振兴的永恒的精神财富。——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杨天石推荐
文摘一：
\\t中华民族的语言极为丰富, 有着众多的方言,各个方言中又因地域不同而形成许多语言习惯。这种现象, 一方面是语言发达的表现, 但也对不同区域人民思想文化交流造成了障碍。抗战时期的难民迁移为语言的交流与发展创造了条件。
\\t当时许多外地难民迁移到了陪都重庆。“孩子长大，说着圆滑如鸟啼的四川方言，使父母的耳朵发胀”的现象， 说明一些迁入重庆的外地人在一段时间后学会了重庆话，而有很多重庆人跟外地人接触久了之后自己的“土话”又多了些“国语”的味道，“言子”在不断地交流之下逐渐地碰撞与融合并推陈出新。张恨水在《重庆旅感录》中所写：“自去年十月起，脚底下人与脚底下货充溢重庆市上。市招飘展，不书南京，即书上海。而小步五支街头，南北方言，溢洋于耳。客主之势既移，乡下之别，殆亦维持不易矣。” 在云南，一部分流亡来云南的西南联大学生到路南县开展社会工作, 到后来这里的好些少数民族儿童都会讲汉语了。” 贵州也是外省人聚集之地，在贵阳可以听到东北话、江浙话、两广话、两湖话等各种口音的外省人。
\\t在人们的日常交往中, 为了彼此能够明白对方的意思, 当地人和迁入人口都操着夹杂着浓重方言音调的所谓“国语”进行交流, 冲击了原本各自为营、自成体系的各地方言，淡化了人们的地域观念，使得“五四”以来的“国语”推广运动在此收到了意外之效。这样也从客观上促进了语言的发展和人们之间的文化交流。1944 年，陈立夫在教育部主办的陪都国语运动宣传周开幕式上特别提到“: 抗战以来，东北、东南人口大量集中于西南、西北，此次人迁徙，于国语统一上厥功殊伟。语台相同感情接近，为民族团结之一大因素。故国语统一在政治上收获实更大于教育意义。”
\\t文摘二：
\\t抗战时期，民风日开。外来移民带来了新的服饰装扮，既美丽又方便，又大方时尚，于是大后方民众在服饰打扮上纷纷仿效。以前重庆人爱用白布缠头和打赤脚。大量外地人的迁入带来新的时尚服饰，加上当局的大力纠正，后来在都市区，已经很少见到缠头赤脚这种现象了。当时男子穿长袍者渐少，留“东洋头”，着淡灰色布料中山服者开始增多，冬季多穿皮西装。城镇妇女穿旗袍、戴戒指，长袜皮鞋，短发戴帽，并涂口红，烫发。妇女的袜子普遍是针织棉、纱丝袜，从中统到长统跳舞袜子都有。女工的鞋子从绣花缎鞋到平底、中跟、高跟皮鞋等各种时髦妆扮也不时出现在西南各城市的街头。夏威夷衬衫在重庆成为了流行时尚之物，凉快方便适合重庆夏季炎热的天气。贵州遵义在战前妇女的装束多为灰蓝二色的大褂，但自从浙江大学等高校迁入以来，妇女着装大变，以着四季蓝布旗袍配青鞋白袜成为时尚。当时大后方各大城市，人们的服饰装扮日益时髦新潮，说明大后方人们的服饰习惯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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