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当今世界使用频率最高的字眼之一,“全球化”描述的是变化中的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和环境方面的发展进程。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这些进程在不断加速并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作者以生动的语言展现了全球化的多个方面,尤其是“9?11事件”之后,“全球化”被赋予的新的含义。他试图回答以下两个问题:全球化是从现代才开始的吗?全球化是件“好”事还是件“坏”事?
《全球化面面观》以深远的论说、综合的视野和精致的观察,概览和透视了全球化的大部分面貌和性质,并且在现有的各大类关于全球化的理论或意识形态面前既博采众长,又超越偏颇。国内著名国际关系学者时殷弘作序推荐。
序 言
时殷弘
在世界政治经济观察和研究中,作为近年来被使用得最频繁(或近乎最频繁)的一个术语,全球化是个动名词。它远不只是指一种既有的状态,也是指一种能动的过程。这
序 言
时殷弘
在世界政治经济观察和研究中,作为近年来被使用得最频繁(或近乎最频繁)的一个术语,全球化是个动名词。它远不只是指一种既有的状态,也是指一种能动的过程。这个过程以世界各不同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方式的某些重大方面生成某种趋同为头号主题,在其中跨国和跨社会稠密交往与其变迁效应的范围和深度愈增,改造着所有有关国家、社会和其他人类群体,使之从缺乏全球类同性变成多少具备这样的类同性,从外在于全球体系变成内在于这个体系,而且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变得愈益广泛、深入和复杂。与此同时,这个过程以及上述交往、变迁、改造和趋同总是有它们的限度,人类生活方式的地域—文化差异和政治—社会多样性常在不息,永远是世界的一个基本事实和世界发展的一个基本动因。
在世界现代史以前,无论全球化过程有怎样的部分潜因和雏形性的类似物,少可争议的是全球化本身发端于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的航海大发现和西方初始扩张,用一位著名的国际政治学家的话说,此时开始创立了取代“旧世界线性体系”的全球“环状构造”。由此初露端倪的原始的全球性政治经济与初生的现代国际体系、现代商业经济和现代思想相伴并互动,到18世纪后期已经可以使亚当·斯密这位自由主义者形成一个在我看来是最初的全球化理论,而到19世纪中期更能使马克思真正宏伟和鞭辟入里地指出全球化过程已有的历史大貌、根本动因和主要效应,连同它的最一般远景。那时以来,在由马克思启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阐发的“世纪性趋势”(包含所谓扩展趋势和深化趋势两者的“增进剥削范围和强度的最长期趋势”)驱动下,全球化促成了种种世界现代史头等重大事态,其中不仅有殖民帝国、美国和法国革命、工业革命和世界大战,而且有非西方现代民族主义和非西方现代大国的兴起,连同真正全球性国际体系的形成。在当今的全球化观察家和理论家们相对新颖的关注中间,很大程度上由全球化导致的各类非国家行为体,尤其是“全球(或跨国)公民社会集团”和跨国公司占有突出的位置,连同它们与民族国家的关系和对民族国家权能的影响。
无论如何,全球化是塑造当代世界基本性质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在广度和深度愈益增大的全球化的影响下,与先前的历史时代相比,战争作为国家利益的有效工具的价值总的来说已大为衰减,国际关系的日常首要问题越来越从领土/军事安全转向经济问题和软权力问题,国际经济互相依赖的程度和影响愈益增大,国家在经济、文化、外交和道义影响方面的表现一般来说越来越比它们的军事力量表现重要,同时国家主权在似乎愈益增多的领域受到愈益显著的侵蚀和削弱。然而另一方面,全球化和互相依赖仍有相当大的局限。严格地说,迄今为止全球化只是在发达世界内才造就了(并且是广泛和稠密地造就了)真正的互相依赖。大多数国家在争取得益于全球化的同时,相当广泛地采取和顽强地坚持旨在限制和抵制全球化负面影响的政策,用根本的政治经济学哲理来说,在市场对国家这一关系中,与市场削弱国家的某些权能相对,国家会倾向于抵抗,并且谋求新的权能。还有,越来越明显,世界政治经济中的矛盾和冲突并未像一些自由主义理论观点所示的那样,由于全球化的急剧进展而迅速衰减或消退,反而充斥着全球化进程。摩擦、紧张、对立和冲撞不仅显著和广泛地见于传统的国家间权势关系,而且同样见于非传统的全球性稠密交往和互相依赖构造。
总之,有如我在多年前已经强调的那样,在全球化时代(这只是对我们时代的合理有用但势必简单化和粗略的界定之一),全球国际体系的基本性质的继续与其重大变化趋势两相并存,国家行为和国际安排应有的根本原则新旧相兼,国内社会政治形态和国家政策观念的趋同以及国际关系日常首要问题的转换趋势虽将发展但仍有限;同样在这全球化时代,国际权势结构中会留存就某些地理区域和问题领域而言的单极或霸权状态,但同时也存在越来越有力的多极化或权势相对分散趋势,其中最重要的是非西方强国的兴起,它带来世界政治中主要权势关系模式和规范的历史性创新需要。还有,在这全球化时代,一般而言民族国家目前是,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是个人和社会的主要的安全维护者、身份体现、忠诚对象、福利供给来源和正义促成者,一个更好的世界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国家间合作;然而与此同时,全球体系内跨国公民社会的作用迅速增大,以致用一本著名的全球化研究著作中的话说,成了在主权国家和政府际组织之外的“第三力量”,它与前两者的复杂关系已经成为世界政治研究中尤其重要的议题之一,因为这关系显然趋于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参与塑造未来世界的面貌和性质。
我们面前由声誉卓著的译林出版社出版的这项译作——美国教授曼弗雷德·B.斯蒂格所著《全球化面面观》——是一部佳作。它难能可贵地契合全球化的历史性、多面性和复杂性,以深远的论说、综合的视野和精致的观察,概览和透视了全球化的大部分面貌和性质。不仅如此,它令人赞赏地体现了一种思想方法和立场特征,即在现有的各大类关于全球化的理论或意识形态面前既博采众长,又超越偏颇。这特别是指(像作者在开头着重交代并通篇贯彻的)该书既对全球化的积极效应——就人类生活繁荣、健康和公平而言——“感到欣慰”,并且“欢迎以全球化之名进行的社会结构的进步性变革”,同时又自始至终贯穿一个“批判的声音”,其矛头特别针对全球化的某些特定的表现和趋势,它们不符合多半由当代自由国际主义或“鼓吹全球化者”宣讲的“世界主义的美好景象”,即全球化势必带来一个更为平等与和平的全球秩序。
同样需要强调的是,这部在思想水平和学术品位方面值得称道的著作是一部短作,或用原书副题说是“一番很简短的导论”,并且配以生动和深入浅出的语言、简明丰富的图表和想必同样大得益于课程讲授经验的整套“教学文风”。通过译者的成功的翻译,它们对中文读者甚有裨益。我相信,无论是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还是专业研究者和有关工作者,阅读这本译作都必有可贵的收获,何况当前我们所有人都面对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面对其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效应,它们已经异常剧烈地告诫世人去认真反思全球化,并且反思关于全球化的现有认识、既定观念甚或简单信仰。
2009年1月
曼弗雷德·B.斯蒂格 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全球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全球化的理论与意识形态、比较政治学、比较社会学、非暴力理论和国际政治。近期的著述有《全球化:新市场意识形态》、《甘地的抉择:非暴力原则和国家主义力量》、《暴力及其他:跨学科读本》及《追寻进化的社会主义:都阿德·伯恩斯坦与社会民主》。
前 言
缩略语
1 全球化:一个有争议的概念
2 全球化是一个新现象吗?
3 全球化的经济向度
4 全球化的政治向度
5 全球化的文化向度
6 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向度
7 全球主义面临的挑战
8 对全球化未来的估量
索 引
英文原文
前 言
针对像全球化这样一个复杂的话题写一本简短易懂的入门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要写一本非常简短的入门书,这一挑战就更加令人望而生畏了。因此并不奇怪,在现在仅有的几本关于这一主题的入门书中,作者只选择了讨论全球化的一个方面——通常是新兴的全球经济系统、历史、结构、预期的好处和不足。虽然这些有限的论述有助于解释错综复杂的国际贸易政策,全球金融市场,全球货物、服务和劳工的流动,跨国公司,海外金融中心,对外直接投资以及新型的国际经济机构,但它们也使得一般读者粗浅地认为全球化主要是一个经济现象。
诚然,关于经济问题的讨论肯定是全面论述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应该把两者混为一谈。本书将证实,最好把全球化看成一组多向度的社会进程,而不能把它局限在任何单一的主题框架内。全球化的转变性力量确实已深入到了当代社会生活的经济、政治、文化、技术及生态的各个方面。
此外,全球化充满意识形态的叙述形式包含了重要的推论,它给公众提出了一个特定议程;这个议程与它要讨论的话题、要问的问题以及要阐明的主张有关。这些叙述的存在表明,全球化不只是一个客观的进程,而且还是众多定义、描述和分析这一进程的叙事。在有关全球化的这些众说纷纭的说法背后存在着一种社会力量,它想要赋予这一新的流行词语以规范、价值和意义。它不但推进着特定权力的利益并使其合法化,还塑造着几十亿人的个体和集体身份。为了认清这些说法采用的策略,任何介绍全球化的入门书都应该审视它的意识形态向度。毕竟,在课堂、会议室和街头巷尾,人们围绕着应该把全球化看成“好”事还是“坏”事这一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作者深刻意识到,全球化研究超出了当前既定的学术领域。它虽然缺乏一个坚实的学科基础,却包含了巨大的机遇。“全球化研究”是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它跨越了传统的学科界限。它注重全球化研究的跨学科性,要求学习全球化的人熟悉各种学科文献,而以前人们经常孤立地研究这些文献。因此,当今全球化研究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以某种方式联系与综合各种知识,从而正确对待我们后现代世界日益加剧的流动性和相互依存的本质。总而言之,全球化研究需要一个宽广的跨学科视角,从而能让人一眼窥见“全貌”。长久以来,专家使得学术通才黯然失色,而这样一个全面的思想计划可能会让后者重振旗鼓。
最后,我再说几句澄清的话。虽然本书主要目的在于以描述和解释的方式为读者讲解全球化的各个向度,但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本书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一个潜在的、批判的声音。然而,尽管我以质疑的眼光来看待全球化当代形式的本质和效应,但这并不等于说我完全否定这一现象本身。我认为我们应该对下面这一事实感到欣慰:世界正在成为一个日益相互依存的地方,人们将拥有更多的机会认识与接受他们共同的人性。只要全球范围内思想和商品的流动、技术的飞速发展及更加有效的环保与所有人更高形式的自由和平等保持一致,我就欢迎以全球化之名进行的社会结构的进步性变革。我批判的矛头针对的是全球化某些特定的表现和趋势,我觉得它们并不符合世界主义的美好景象——一个更加平等与和平的全球秩序。
我很想在这里表达一下我的感激之情。首先,我要感谢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全球化研究中心的同事和朋友,他们自始至终都在支持我的研究工作。我也特别感谢伊利诺伊州立大学的同事,特别是贾迈勒?纳萨尔和莱恩?克罗瑟斯,他们阅读了本书的部分底稿,并提出了有益的建议。我还要深深感谢全世界的众多读者、评论家和听众;几年来,对于我就全球化这个主题的公开演讲和著述,他们提出了富有真知灼见的评论。
感谢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社会学系主任埃尔登?韦格纳,他为我提供了宝贵的办公场所以及教授社会理论夏季课程的机会。我还要感谢我的研究生助教瑞安?坎尼,她热情地协助了我的研究。
在这里特别值得提到的是我在檀香山全球化研究中心的好朋友,勤奋的研究专家弗朗茨?J.布罗斯威莫,他为我提供了关于全球化历史和生态方面的宝贵资料。还要感谢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本书编辑谢利?考克斯,他专业精湛,能力高超。最后,一如既往,我要感谢我的妻子珀尔?贝瑟曼对我不懈的支持。许多人都曾帮助我提高本书的质量,但其中出现的缺陷和不足由我个人负责。
第一章 全球化:一个有争议的概念
2001年秋,我为一个本科班开设现代社会政治理论课程。此前不久,恐怖分子袭击了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大多数学生还沉浸在悲痛之中,他们觉得难以理解我在课堂上讲授的内容,无法把宗教激进主义的暴力与一幅展现发达技术、正在进入全球化的现实世界图景联系起来。“我理解‘全球化’是一个富有争议的概念,它有时指自相矛盾的社会进程,”教室后排一个充满灵气的历史专业的学生不无讽刺地向我发问,“但是,电视上那个住在阿富汗山洞里的宗教狂热分子正在谴责现代性和世俗主义,你怎么能认为他的形象充分表现了全球化的综合动因?难道恐怖主义的恶行不正是在表现着相反的一面,即地方主义势力的发展会破坏全球化的进程吗?”显然,这个学生是在指出生于沙特阿拉伯的“基地”组织领导人奥萨玛?本?拉登,他在10月7日通过录像带向全世界发表声明,谴责“国际社会的异端行径”。
强烈的求知欲促使这个学生提出这样的问题,同时我也意识到,全球化作为目前流行的一个术语,它的含义模糊不清;若不借助于现实生活中的事例使它具体化,它会永远让人觉得神秘费解。因此,在继续对全球化作出界定、分析和澄清之前,们不能以抽象的方式来切入主题。我认为应从上文提到的录像带出发来思考这个问题,答案很快就会水落石出——对那些形象进行的解构分析,为什么会有助于理解全球化这一现象的本质和动因。
解构奥萨玛?本?拉登
那盘声名狼藉的录像带没有日期,专家们估计它是在播出前两个星期内录制的。为了达到最佳效果,录像带的发布时间似乎经过精心策划,正好赶在美国对阿富汗的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发动空袭的那一天。虽然奥萨玛?本?拉登和他的高级幕僚躲在偏僻的山区,但他们肯定拥有高科技录音设备。而且,“基地”组织成员消息灵通,他们显然能够快捷地利用复杂的信息和通讯网络,在确切的时间掌握有关国际形势。本?拉登曾义正词严地谴责现代性的力量,但正是依靠20世纪最后20年发展起来的高科技,他领导的组织才能得以顺利运行。
为进一步说明这个明显的矛盾,我们可以分析国与国之间复杂的依存链,依靠它,本?拉登的信息才能传送给世界各地的亿万电视观众。录像带从阿富汗东部封闭的大山里一路飞到了首都喀布尔,然后又不知由谁带到了当地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办公室外。五年前,国家出资修建了半岛电视台这一电视网络;作为一个阿拉伯语的新闻时事频道,当时它仅提供有限的几个节目。在半岛电视台设立之前,阿拉伯国家根本就没有最前沿的电视新闻业——如可自由表明立场的公众话题采访和观众可电话参与的现场访谈节目。然而在仅仅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在被欧美火箭和宇宙飞船送入轨道的卫星的强大支持下,半岛电视台就开始为中东观众昼夜不停地播放一系列令人目不暇接的节目了。
事实上,随着圆盘式电视卫星天线体积的缩小和大幅降价,半岛电视台的市场份额又进一步扩大了。不经意间,人们发现,即使低收入人群也能买得起这类技术设备。在世纪之交,五大洲的人们已可以全天24小时观看半岛电视台的节目。2001年,半岛电视台总裁与有线新闻网——美国在线—时代华纳超级跨国公司旗下的一家主要的新闻网——签署了一项能带来巨大利润的合作协议,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半岛电视台在全球的扩张。几个月后,当全世界都在关注阿富汗战争,半岛电视台已然成为一家势力强大的全球性媒体。它可以把设备租赁给一些重要的新闻媒体,如路透社和美国广播公司,还能向美联社和英国广播公司出售卫星时段,甚至还与另外一家美国全国有线广播公司合作,别出心裁地设计了一个阿拉伯语的经济新闻频道。
由于不受国界和地形的限制,这些四处扩张的新闻媒体之间能够有效地开展合作。仅在奥萨玛?本?拉登的录像带送到位于喀布尔的半岛电视台办公室几个小时后,有线新闻网就得到并播放了这盘录像带的副本。布什政府对当代神速的信息交换始料未及,于是要求卡塔尔政府“约束控制好半岛电视台”,宣称未经事先磋商就轻易播出本?拉登的录像带会导致阿拉伯国家反美情绪高涨,从而威胁和破坏美国的战事。然而,“损失”已无可挽回,只要拥有电脑和调制解调器,人们就可以在网上观看录像带的片段,浏览本?拉登的全文声明。半岛电视台的网站迅速引起了全世界人们的关注,其日点击量达七百多万次。
显然,这一系列国际间的相互依存和联系使本?拉登的声明快速地传遍了全世界。然而同时必须强调,即使是那些反对、谴责现代性的人也无法逃避全球化的进程。为了广泛传播信息和吸纳新成员,反现代化的人也不得不利用由全球化提供的工具。本?拉登在录像带里的着装打扮就表现了这一点:他内穿阿拉伯的传统服装,外套流行的越南军绿色战服。其实,他的衣着体现了时下的碎片化和交叉化的过程,这一过程被全球化研究者称为“杂交化”——全球经济和文化交流带来的不同文化形式和风格的混合。实际上,那件色彩斑驳的战服上的浅色富有象征意义,暗示着它来自前苏联,同时让人想起在20世纪80年代,本?拉登和其他伊斯兰军人曾以激烈的游击战抗击前苏联入侵阿富汗。本?拉登那支从不离身的AK-47式卡拉什尼科夫突击步枪也可能来自俄罗斯,虽然人们知道,四十多年来全世界数十家兵工厂都在生产这种常见的武器。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俄罗斯和其他国家共生产了七千多万支卡拉什尼科夫步枪,至少有五十个国家曾用它来装备军队,从而使它成为全世界最受欢迎的武器。可见,本?拉登的AK-47步枪可能来自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然而过去20年间,有组织的犯罪正在快速地向全球化方向发展,因此不难想象,本?拉登的那支枪可能是“基地”组织和俄罗斯黑手党这类强大的国际犯罪组织走私的军火。那支枪也可能是通过秘密武器交易进入阿富汗境内的。
如果仔细观察本?拉登的右手腕,就不难发现另一点线索,它也会帮助我们理解全球化的强大动因。当本?拉登对着话筒蔑视美国及其盟国时,挽起的衣袖让人注意到他戴着一块时髦的运动手表。看到这只价格不菲的手表,记者们纷纷猜测它的来路。最后他们一致认为那是一块天美时手表。这种表如同苹果派一样也是美国的特产,而它居然出现在“基地”组织领导人的手上,这真是颇具讽刺意味。毕竟天美时公司的前身是19世纪50年代成立的沃特伯里钟表厂,它位于康涅狄格州的诺格塔克山谷,在整个19世纪那里一直被人们称为“美国的瑞士”。现在,天美时公司已经成为跨国公司,和世界上65个国家的附属企业和营销部保持密切的业务关系。它的公司雇员来自世界各地,其总数达7500人。他们多来自低收入的南半球国家,已经成为了天美时公司全球生产进程的主力。
通过简要地解构录像带里一些重要的形象特征,就不难理解,阿富汗山洞前那个反现代的恐怖分子的形象为什么看上去那么的不合时宜,但实际却表现了全球化的基本动因。确实,正是由于世界各地间的相互依存正在以史上最快的速度增强,地方主义与普世主义势力之间的冲突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像“基地”组织这样的国际恐怖组织的出现不过是全球化现象的诸多表现之一。正如本?拉登“纯粹的伊斯兰”这一浪漫的意识形态本身就是现代想象的结果一样,我们的全球化时代,以它对技术的迷恋和批量销售的商品,持久地激起了强烈的反全球化潮流。
对奥萨玛?本?拉登的解构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来自现实生活的实例,它解释了全球化错综复杂而有时又自相矛盾的社会动因。现在,我们可以从一个更有利的视角出发,给全球化总结出一个合理可行的定义;这样人们就可以更加精确地分析全球化这个备受争议的概念,让它不再如大家所说的那样难以界定和难以说明。
定义全球化
“全球化”这个术语最早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从此,无论是在通俗文献还是在学术文献中,人们一直用它来描述一种进程、一种状态、一个体系、一股力量或一个时代。由于这些众说纷纭的说法意义大不相同,因此不加辨别地使用它们经常会让人感到晦涩难解,从而造成混乱。假如草率地把进程和状态合在一起,就会出现无效的循环论证式的定义。例如,经常说的那个同义反复的定义——“全球化(进程)导致更多的全球化(状态)”——就无法让我们分析原因和结果之间的意义差别。因此,我建议用全球性这个术语来表达一种社会状态,它的特点是:全球经济、政治、文化和环境之间存在着关联和流动,使许多通常存在的界限变得无关紧要。然而,我们不能认为“全球性”是指一个确定的、不再发展的终点;相反,这个概念指一种特定的社会状态——和其他的状态一样,它注定会被具有独特本质的各种新的社会状态所取代。比如说,不难想象,全球性可能会成为一种叫做“星球性”的东西——对太阳系进行成功殖民后带来的一种新的社会构成;而且,我们可以轻易地想象出全球性的不同社会表现:或者主要建立在强调个人主义和竞争的价值观念以及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经济制度之上,或者体现为更多社区性和合作性的社会安排,其中包括了较少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所有这些可能的表现都证明了,全球性在本质上是不确定的。我们的子孙后代也许可以更好地判断哪个表现将可能占据上风。
第二章 全球化是一个新现象吗?
如果我们问走在伦敦、纽约、曼谷或里约热内卢街头的普通人什么是全球化的本质,他们的回答可能与“新技术”带动下的政治与经济间不断发展的相互依存形式有关,如个人电脑、因特网、移动电话、寻呼机、传真机、掌上电脑、数码相机、高清晰电视、卫星、喷气式飞机、航天飞机和超级油轮。尽管如以下几章所示,技术对当代全球化各种存在形式的解释并不是完整的,但是,如果否认新技术在创造、增加、扩展和强化全球性的社会依存和交流方面的作用,那将又是愚蠢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因特网,它通过创建能够连接亿万人、民间团体以及政府机构的万维网,对促进全球化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些新技术的出现不过30年的时间,因此,如果我们赞同那些评论者的观点,认为全球化确实是一个新现象,这似乎也不无道理。
然而,我们在前一章定义全球化时,同时所强调的是这一现象的动态本质。全世界相互依存的发展,以及不断深化的全球互联意识的总体增长,都是具有深刻历史根源的、循序渐进的进程。例如,研制出手提电脑和超音速喷气式飞机的工程师都站在技术创新先驱的肩膀上,是先驱们创造了蒸汽机、轧棉机、电报机、留声机、电话、打字机、内燃机和电器用品。反过来说,这些产品的存在又依赖于更早的技术发明,如望远镜、罗盘、水车、风车、火药、印刷机和远洋轮船。为了承认所有的历史记载,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在更为遥远的年代出现的重大社会成就和技术成就,比如造纸、文字的演化、轮子的发明、野生动植物的驯养和驯化、语言的出现,以及在人类进化的发端时期,我们非洲祖先缓慢的向外迁移。
这样,对于全球化是不是一个新现象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我们愿意把导致最近技术和社会结构的原因追溯到多久之前——因为大多数人总是把全球化这个流行的词语与技术和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为了理解全球化的当代特征,有些学者有意识地把全球化的历史范围限制在了后工业社会的过去40年;其他学者则想把这一时间表扩大,进而包含19世纪这一具有开拓性进步的时代;还有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全球化真正代表的是一些复杂进程的延伸和继续,而这些进程始于五个多世纪前资本主义世界制度和现代性出现的时期;其他少数研究者则不愿把全球化限制在仅仅使用十年或世纪量度的时段范围内,他们宁愿建议,这些进程几千年来一直都处于发展过程中。
无疑,这些争论不休的视角各有洞见。在随后几章里我们就会看到,赞同第一个角度的人列举了大量证据以证明他们的观点:自20世纪70年代早期以来,全球交流的急速增加和膨胀表现了全球化历史的一次巨变;提出第二种观点的人一针见①一般认为1970年前后,工业社会已进入与一百多年前欧洲由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相似的变化期,即后工业社会。其特征包括: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由制造业转变为服务业,民族与全球资本的扩散,职业构成以专业技术人员为主导等。全球化是一个新现象吗?血地强调,在所谓的工业革命的技术爆炸与全球化的当代形式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代表第三种观点的人则准确地指出了16世纪发生的时空压缩的重要意义;最后,坚持第四种观点的人提出了一个颇有道理的论点,他们认为,如果不考虑我们地球历史中的古代发展和持久动因,那么任何对全球化真正全面的论述都会存在极大的欠缺。
无可避免,下面这个简短的年表也是笼统的和不完整的,但它却足以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全球化和人类本身一样古老。以社会交流速度的显著提高和地理范围的急剧扩大作为划分依据,这一简短的历史年表确定了五个显著的历史时期。在这个语境之中,我们必须记住,我的年表并不一定意味着历史的线性发展,也并不提倡一种传统的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历史观。全球化的历史涉及我们这个星球所有主要的地区和文化,其中充满了不可预料的意外、剧烈的转变、突然的间断以及戏剧性的逆转。
这样,我们应该尽量避免把一些具有决定论意义的观念,如“必然性”和“不可逆性”,强加给全球化。然而,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注意,历史上发生的技术和社会的巨大飞跃曾把这些进程的强度及其在全球的范围推进到新的水平。记住这些应该注意的方面,再去探讨和分析全球化的简短年表,我们就能领会每个时期的新颖之处,以及全球化这一现象本身的连续性。
史前时期(公元前10000—公元前3500年)
让我们从大约一万两千年前开始,来对全球化做一个简短的历史概述。当时,一小群猎人和采集食物者到达了南美洲的南端,这一事件标志着人类非洲祖先一百多万年前以来在五大洲定居这一漫长过程的结束。虽然直到更近一些的时期,才有人类在太平洋和大西洋中的一些主要岛屿栖息,但真正的人类全球散居已最终完成。游牧者最终成功地定居南美洲,这全靠他们西伯利亚祖先的迁徙功绩,他们早在此前1000年前就穿越白令海峡进入北美洲了。
在这一全球化的最早时期,遍布全世界的成千上万的狩猎者和食物采集者群体的相互接触大多是偶然的,在地理上也是有限的。大约在一万年前,这一倏忽而逝的社会互动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在自产食物方面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包括适合驯养和驯化的动植物在自然界的出现,以及各大陆在面积和人口规模方面的差异,在这些日益发展的农业定居点当中,最为理想的只有位于或靠近欧亚大陆的某些地区。这些地区位于中东的新月沃土、中国的中北部、北非、印度的西北部和新几内亚岛。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早期的农夫和牧人的食物有了剩余,人口开始增长,出现了永久的村落和防御性的城镇。
流浪的游牧人群定居下来,组建了部落和酋长领地,并最终发展为强大的农业生产国家。高度集权、阶层化的族长式社会结构从本质上瓦解了政治权力分散、实行平等主义的狩猎和采集食物的人群,酋长和祭司成为新的领导者——他们无须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而且自人类有史以来,这些农业社会第一次具有了额外供养两个社会等级的能力,这两个等级的成员不需要参加食物生产。一群人由全职的手工业专门人员组成,他们致力于发展新技术,如功能强大的铁器、由贵金属制成的精美的装饰品、错综复杂的灌溉沟渠、精致的陶器和编制物品,以及雄伟的建筑物;另一群人则由专门的官吏和士兵组成,他们后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在统治者的领导下垄断暴力手段,为中央集权领地的生存和发展所必备的剩余粮食做精确的账目统计,获取新的领土,建立永久的贸易路线,以及到远方进行系统的探险活动。
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史前时期的全球化是十分有限的。能够克服当时存在的地理和社会障碍的先进技术基本上还尚未出现,因此从未实现持久和远程的相互影响。只有到了这一时期的末期,集中管理的农业、宗教、官僚体制和战争才逐渐产生;它们作为日益强化的社会交流模式的主体,将把世界很多地区越来越多的社会联系在一起。
前现代时期(公元前3500—公元1500年)
在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2000年间,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中国中部地区发明了书写文字,这大致与公元前3000年左右西南亚发明轮子的时间相重合。这些伟大的发明创造标志着史前时期的结束,集中体现了技术与社会的一个巨大进步,把全球化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由于欧亚大陆在地理上向东西方向延伸,这一特点曾经有利促进了同一纬度上适合作为食品的农作物和动物物种的快速传播——新技术在相距遥远的大陆各地扩散仅仅用了几个世纪的时间。显而易见,这些发明创造对加强全球化进程很重要。此外,轮子的发明促进了一些重要基础设施的革新,比如,畜力车和固定的道路使得人和物品的运输更加高效和快捷。除了思想和新发明的传播,书写文字极大地协调了复杂的社会活动,因此也有助于大型国家的形成。这一时期所兴起的大板块中,只有南美洲的安第斯文明,在没有轮子和书写文字的帮助下,变成了强大的印加帝国。
因此,前现代时期是帝国时代。一些国家成功实现了对其他国家的长久统治,随后积聚的大片领土为埃及王国、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美洲的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罗马帝国、印度帝国、拜占庭帝国、伊斯兰帝国、神圣罗马帝国、非洲加纳帝国、马里帝国、桑海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出现打下了基础;所有这些帝国都增加和扩展了远程交流以及文化、技术、商品和疾病的传播。在这些幅员辽阔的前现代帝国中,持续时间最长、技术最发达的无疑就是中华帝国;仔细查看它的历史,就会发现全球化的一些早期动因。在数个独立王国进行了几百年的战争后,公元前221年,图2带有楔形文字的亚述陶片,约公元前1900—公元前18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