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传（1904-1974）上下（精装）_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著_9787507341195

　　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杨胜群主编的《邓小平传（1904—1974）》(上、下)，共108万字，近百幅图片，以丰富翔实的档案材料，生动细腻地叙述了邓小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逐步成长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的曲折历程，全面反映了邓小平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而不懈奋斗的光辉业绩、建立的不朽功勋和作出的重大贡献。同时，也真实地再现了邓小平历经磨难而矢志不渝的坚定信仰、坚韧性格、宽广胸襟、崇高品格、精神风范和人格力量。是一部真实再现邓小平1904年至1974年生平业绩的鸿篇巨著，也是一部真实反映党史、国史、军史的鸿篇巨著。

第一章　走出广安
第二章　从勤工俭学生到职业革命者
第三章　在党中央机关工作
第四章　领导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
第五章　率红七军转战
第六章　在中央苏区
第七章　在长征和东征、西征中
第八章　赴抗战前线
第九章　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
第十章　东进冀南
第十一章　在反磨擦斗争中
第十二章　百团大战前后
第十三章　扭转根据地困难局面（上）
第十四章　扭转根据地困难局面（下）
第十五章　温村会议与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
第十六章　主持北方局工作
第十七章　反击国民党军的进攻
第十八章　千里跃进大别山
第十九章　坚持大别山的斗争
第二十章　逐鹿中原
第二十一章　淮海战役总前委书记
第二十二章　指挥渡江战役
第二十三章　解放大西南
第二十四章　主政大西南（上）
第二十五章　主政大西南（下）
第二十六章　初到中央工作（上）
第二十七章　初到中央工作（下）
第二十八章　筹备中共八大
第二十九章　一九五七年的整风反右
第三十章　面对“大跃进”兴起
第三十一章　坚持纠“左”
第三十二章　克服严重经济困难（上）
第三十三章　克服严重经济困难（下）
第三十四章　在中苏论战中
第三十五章　继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第三十六章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
第三十七章　在江西的日子
第三十八章　复出
后记

　　第一章走出广安
　　邓小平，原名邓先圣，后曾改名邓希贤。一九○四年八月二十二日（清光绪三十年七月十二日）出生在四川省广安州望溪乡姚坪里（今广安市广安区协兴镇牌坊村）一个小地主家庭。
　　广安位于四川省的东部，春秋时期属巴国，是巴文化发源地之一。宋开宝二年，在渠江县境秀屏山（亦称翠屏山、银顶山）下的浓洄镇置军，取“广土安辑”之意，命名为广安军，隶属夔州路。“广安”地名由此而来。元代设广安府，明清两代设广安州，一九一三年改设广安县。
　　广安，西距成都二百公里，南距重庆一百余公里。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是川东北主要的粮食产地，“所产之稻米包谷香尤滋润，号称金羹玉版”清末编写的《广安县志》。，故有“金广安”之称。当地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金广安，黄白莹莹然，桑麻榆枣丰，沃野无闲田。金广安，庶民百姓，忠介质朴，不畏水旱，抗拒凶顽，名冠天府，点染好家园。”
　　邓小平的家在广安县城北面约七公里处。这是一座有着典型川东北民居风格的农家三合院，坐东朝西，当地人称“邓家老院子”。房子为木穿斗结构，青瓦粉壁，共有十七间，历经邓小平曾祖父、祖父和父亲三代才盖成这样的规模。
　　邓氏家族在广安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洪武年间。据《广安州新志》记载：“邓氏旧志，其先本江西庐陵人。明洪武中有鹤轩者以荐举南京兵部员外入川，遂籍广安州北姚平家焉。”“其祖墓均在姚平，有宗祠。”
　　邓氏家族在广安世代繁衍，邓小平是第十九代。
　　邓小平的祖父邓克达，勤劳、俭朴。祖母戴氏会纺纱织布。传到邓小平父亲手上时，有一百二十挑谷地。后来，他的父亲又新置了一些地，到邓小平出生时，已是一个拥有二三百挑谷地的小地主了。
　　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字文明，生于一八八六年，出生时父母都已年过四十。邓绍昌十二岁时，父亲病逝，母亲独自挑起持家的担子。她虽然是一位农村妇女，但颇有见识，省吃俭用，想方设法让儿子念书，甚至不怕花钱把儿子送到成都就读，期望儿子日后能获得功名光耀门庭。但是，由于时局动荡不安，邓绍昌在成都法政学校只念了一年多时间，便回到老家务农。
　　邓绍昌先后娶过四个妻子。第一个妻子张氏，婚后不到两年就去世了。第二个妻子淡氏，生三子二女，长女邓先烈，长子邓先圣即邓小平，次子邓先修即邓垦，三子邓先治即邓蜀平，次女邓先珍（十岁时病死）。淡氏于一九二六年病故。第三个妻子萧氏，生子邓先清。第四个妻子夏伯根，是嘉陵江上船工的女儿。前夫病死后，她带着一个女儿邓先芙改嫁邓绍昌，生了两个女儿。大女儿邓先蓉（十多岁时病死），小女儿邓先群。一九四九年邓小平和刘伯承率军解放重庆后，邓小平把夏伯根从广安老家接到重庆同住。她从此和邓小平一家生活在一起，直到二○○一年去世。
　　邓绍昌有一些文化，特别是在成都接受过一些新式教育，见过世面，加之为人豁达、讲义气，经常参与一些“场面上的事”，在当地算得上一个小有名气和影响的人。早年，他曾参加当地民间帮会组织——“哥老会”（在四川又叫“袍哥会”），在协兴场的“袍哥会”中先后当过“三爷”、“掌旗大爷”（即头领）。辛亥革命时期，他率众参加过广安的武装起义。一九一四年，他当上广安县团练局长、八县联防副指挥。他当官的时候，家境是殷实的，除了他挣来的钱“可以补助家庭的需用”外，“还有每年几十石租及几万株桑的收入”邓小平1926年1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撰写的自传。。军阀混战时期，政局多变，当官就像走马灯似的，邓绍昌任职不到一年半的时间，他得罪过的一些人在广安当政后他就被撤换了。他在家乡呆不住了，“逃难在外约七八年之久”，很少回家，“家庭的经济亦随之而逐渐破产”邓小平1926年1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撰写的自传。。一九三六年，邓绍昌客死他乡，不满五十岁。家里人为他在离邓家老院子不远的地方买了一块墓地安葬。
　　邓绍昌对孩子们很严厉，甚至有点苛刻，动辄打骂，孩子们都很怕他。但他有胆有识，有维新思想。他对孩子们寄予很大的希望，为了能供儿子读书，不惜卖掉田地。他力主把邓小平送到国外留学，希望儿子能有大的出息。邓小平在法国参加革命活动后生活窘迫，他卖谷子、卖地寄钱接济。邓小平寄回来的一些宣传革命的书刊，他也帮着收藏。
　　多少年后，邓小平在谈到父亲时说了四个字“进步党人”。他的弟弟邓垦是这样评价父亲的：“他属旧社会的人，有旧社会的一些坏东西、坏作风。但他对旧社会不满，对我们兄弟俩参加革命，一直采取支持、拥护的态度，从来没有反对过。”访问邓垦的谈话记录，1994年5月。
　　邓小平的母亲淡氏，是广安望溪乡淡家坝人。淡家在当地也算得上是个富裕人家。一九○一年，邓绍昌和淡氏结婚时，淡家的陪嫁不薄。今天在邓小平故居陈放的一张雕龙刻凤的大木床，就是当年淡氏的陪嫁之一。淡氏在家中居长，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最小的弟弟淡以兴与邓小平同岁，儿时和邓小平一起念过书。解放后，邓小平的家人对他常有接济。一九八六年一月邓小平在成都还和他见过面。
　　淡氏虽然没有念过书，但贤惠通达，勤劳能干。嫁到邓家后，她照顾年迈的婆婆，哺育幼小的子女，把家中的一切都安排得有条不紊，成为远近闻名的贤妻良母。邓绍昌和淡氏结婚后，经常在外，对家里的事不太关心，里里外外、大事小事主要靠淡氏。淡氏操持着将一些田地佃给缺地的农民耕种，还承担了织布、养蚕、喂猪等家庭生产劳动和洗衣做饭等家务。她同邻里和佃户都处得非常好。乡亲们碰到什么难处向她求助时，她都是尽力相帮，在协兴场一带有很好的口碑。
　　淡氏特别爱孩子。每当邓绍昌打骂孩子时，她总是出来为孩子说情，或请婆婆出来劝止。遇到兵荒马乱的日子，她带着孩子们东躲西避。她口才很好，能言善辩，喜欢摆“龙门阵”，总能把一件事说得有声有色，把一些道理说得有根有据。邓小平和姐姐弟妹们从小就爱听母亲讲故事，从母亲讲的故事里学到了不少的东西。
　　淡氏对邓小平寄予很大的希望。邓小平后来回忆说：“父母之爱我犹如宝贝一般。因为我自幼时资质就颇聪明，他们的爱我，自然是对我有很大的希望，希望我将来能够做官发财，光耀门庭”。邓小平1926年1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撰写的自传。邓垦后来也回忆说：“我母亲也非常爱小平，他是长子。当时因为我们家里困难很多，父亲长期不在家，当时维持这个家庭是困难的。她就是希望小平长大了以后，来管理家事。”访问邓垦的谈话记录，1994年5月。
　　一九二四年，淡氏接到邓小平从法国写来的信，知道儿子不能回家也不能照顾家了。她很失望，两年后病逝。家人们在她的墓前立了一块碑，碑上刻写的子嗣的名字，领头的就是她生前梦魂牵挂的大儿子邓小平。
　　邓小平敬重、感激、怀念母亲。晚年，他回忆说，当时那个家能够保持生活下去，全靠母亲。
　　邓小平一岁的时候，父亲按照当地的习俗，给他和一个姓唐的地主人家的女孩定下了一门娃娃亲。父母企盼着他能够早些长大成家，早些为邓家传续香火。就是这门亲事，后来曾引起他和父亲之间的激烈冲突。
　　一九○九年农历正月十五刚过不久，五岁的邓小平被送到设在本村的私塾发蒙念书。
　　私塾离邓小平家不远，当地人称为“翰林院子”。这个院子是邓小平同族先辈邓时敏修建的。邓时敏雍正十年中举，乾隆元年进士及第，进入翰林院被授以编修，后升为侍讲，乾隆十年升大理寺正卿。清嘉庆年间朝廷为褒奖他和另一位广安籍
　　邓家老院子。邓小平出生在这里，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大部分时光在这里度过。高官郑人庆的功绩，在村中敕建了两块神道碑和一座牌坊，“牌坊村”的名字由此而来。
　　“翰林院子”是一个有三十六间房的大四合院。院子中有一个小天井，还有一个戏台。邓时敏曾把这个院子的一部分辟为学馆。他去世后，由于家道败落，院子卖给了外姓人家，但学馆还是保留下来了，后人办学不辍。
　　私塾先生与邓小平的父亲同辈，叫邓绍明，是一个守旧的人。邓小平入塾的当天，他就对邓绍昌说，孩子名叫“先圣”，对孔老夫子有些不恭。他自作主张将“先圣”改为“希贤”，邓绍昌也认可了。“邓希贤”这个名字一直用到一九二七年。
　　私塾教学生就是读课文和写字。
　　读课文，主要是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初级启蒙课文。邓小平理解能力强，记忆力好，一篇课文很快就能背诵和解答，常常受到先生的夸奖。
　　练写毛笔字是每天的必修课。开始时是塾师把写好的样字发给学生，学生用纸蒙着描。有了一定的基础后，学生就可临着写。邓小平学写字很认真，回家后也反复练习。他的毛笔字作业常常被先生画上大红圈圈，也常常因此得到母亲奖励的煮鸡蛋。经过私塾写字课的严格训练，邓小平的书法有很好的功底。
　　邓小平在私塾里和同学们相处得很好。他不仅自己学习刻苦认真，还乐于帮助同学。同学胡德银毛笔字总是写得不好，老挨先生批评。邓小平常常在放学后留下来，和胡德银一起练字，帮助胡德银纠正笔画，掌握要领。胡德银因此和邓小平成了好伙伴。几十年后，他还念念不忘儿时邓小平对他的帮助。
　　邓小平在私塾念了一年多后，父亲决定把他送到在协兴场开办的初等小学读书。
　　协兴场离邓小平家大约有近两公里。这是一个有近百户人家的圩场，有一条直街，街面用青石板铺成，街两旁是一些小店铺。农历每月逢二、五、八赶场日，四周各村的老百姓来这里赶圩，很是热闹。
　　协兴场的初等小学，是由当地曾留学日本的革命党人胡光白和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等创办起来的，属于新式学堂。邓绍昌和胡光白把学堂办起来之后，四处动员孩子入学。后来和邓小平一同赴法勤工俭学的胡伦就是邓绍昌动员上学的。
　　学堂位于圩场的中心，是由一座旧祠堂改建而成的，有四大间校舍，可容纳百十个学生。
　　邓小平入学时学堂有三个班，他被分在二班。
　　学堂开设的课程有国文、算术、体操（即体育）、图画等。学堂刚办起来，教学还不正规，教师也多是临时找来的。邓绍昌也在这里教过课。
　　从私塾转到新式学堂读书，邓小平很有兴趣。学堂的教学内容比私塾确实丰富多了。老师大多是当时协兴场一带公认的新文化人，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从他们那里不仅能学到新知识，还能经常了解到一些新鲜事情。体操、图画课特别有趣。国文课也不再是从早到晚枯燥乏味的诵读。老师从四书、五经中选择一些课文给学生们讲授，有时还撇开书本，给学生们讲一些来自野史和小说里的故事。国文教师邓俊德，是邓小平的远房堂叔，排行第三，当地人称邓三先生。他是一位极富正义感的明白人，对于清廷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愤愤不平。他在讲国文课时，常常给学生们讲起历史上的一些民族英雄，讲一些反清的道理，还讲到西方列强是如何侵略中国的。这些都给童年的邓小平留下了深深的记忆。
　　邓小平每天走着弯弯曲曲、高低不平的小路去上学。一遇雨天，泥泞不堪，一不小心就会滑倒。开始的时候，祖母和母亲心疼他，怕他摔坏身体，遇到雨天就劝他不要去学堂，但雨再大他都坚持要去上学。家里只好给他在圩场上找了一户人家让他去搭午饭，以免来回跑。邓小平为了节省，不肯去搭伙，下午总是饿着肚子上课，家里只好让他中午还是回家吃饭。这样，几里的路程，每天两个来回，寒来暑往，风雨无阻，磨练了童年邓小平的意志。
　　邓小平懂得孝敬大人，对姐姐弟妹们也非常关心爱护。放学后回到家里，他经常帮母亲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和照看弟妹。母亲也把他当成自己的好帮手。他时常把祖母和母亲给他吃的或玩的一些东西，拿出来与姐姐弟妹们一同分享。在家里他经常背诵课堂上学到的诗文给姐姐弟妹们听。后来他在县城上高小时，常常省出一点零花钱，放假回家时给祖母、母亲和姐姐弟妹们买点乡下见不到的小礼物。他一生都保持着对家人的这种感情。一九五○年，他不仅把继母夏伯根接到重庆同住，还把同父异母的妹妹邓先群和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邓先芙也接到家里一起生活。后来，还常常把妹妹们的孩子接到家中住上一段时间。
　　关于少年邓小平，他的弟弟邓垦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
　　“我们那个家乡，有一个姓刘的地主，和我们家有些来往。那个时候我父亲不在家，家里很困难。到了过年时要写春联，那个地主有文化，字写得不错。有一年春节，我们家买了张红纸，请他写个春联。那个家伙很坏，他就写了几句挖苦我们家的话。我母亲、姐姐她们都不识字，不知道啊。小平看到了之后很生气，把它撕掉，自己又买了张红纸。他那时候还很小啊，自己来写，写个门对子贴上去。”访问邓垦的谈话记录，1994年5月。
　　邓小平的母亲后来经常用这件事教育他的弟弟妹妹，鼓励他们向大哥学习，做人要有骨气和志气。
　　邓小平少年时期，正值辛亥革命前后。那个时代曾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四川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策源地之一。一九○五年孙中山发起成立中国同盟会之后，四川便成为同盟会活动比较活跃的省份，广安也成立了同盟会组织。
　　一九一一年，在邓小平刚进入协兴场初级小学读书的时候，四川爆发了后来成为武昌起义导火线的“保路运动”。四川民众愤怒抗议清政府企图将川汉、粤汉两条铁路的修筑权出卖给西方国家。六月十七日，在成都成立由各界人士组成的四川保路同志会，各州县相继成立保路同志分会。广安各界各阶层的进步民众也加入了保路运动的行列。在协兴场，邓小平和同学们一起唱《来日大难歌》，鼓动民众参加保路运动。
　　同盟会领导的武昌起义成功后，四川各地不断爆发武装起义。十月二十七日，川东北的革命党人在曾省斋的率领下举行起义，在连克垫江、大竹、邻水后，于十一月二十一日攻占广安县城，宣布成立“大汉蜀北军政府”。协兴小学的教师胡光白和一位姓马的教师也参加了起义军的行列，他们都还当上了大队长。此前他们由于是革命党人，“剪了辫子，不敢进城。现在他们背起从敌人手里得来的来福枪，各自率领几千农民，拿着红缨枪，背着大刀，抬着土炮，要去进攻渠县、营山”。途经协兴场时，队伍就驻扎在协兴场初等小学。“革命队伍威风凛凛”，“豪绅地主害怕造反逃跑光了”，“赶场的农民听说打倒贪官，免除苛捐杂税，欢喜极了。沿途有些穷人随带武器，自愿参军，队伍越来越多”。胡伦自传，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档案处。邓小平亲眼见到了这一幕。邓绍昌等协兴场的一些“袍哥会”成员，也参加了起义军的行动，邓绍昌还当上了相当于排长的小指挥官。邓小平曾到父亲所在的起义军军营里住了两天。这是邓小平第一次体验“军旅”生活，他好奇、兴奋，甚至有点喜欢这种生活。这两天竟使他终生难忘，到了晚年他还几次提到这件事。
　　一九一五年下半年，邓小平考入县立高等小学。他走出协兴场，来到了县城。
　　广安县城是一座只有几千人口的小城，发源于大巴山深处的渠江穿城而过。十八条纵横交错的街道大都沿渠江而建。渠江在流经城边时形成一个马蹄形回水沱，建有一个水码头。沿江上可通巴中、达县，下可达合川、重庆。这是当时广安与外部世界来往的主要交通要道。城中心就在码头背后的坡岸上。
　　县立高等小学位于县城西北考棚巷，两层楼房，灰砖青瓦。它是在邓小平出生的那一年，由四川保路运动的领袖之一广安人蒲殿俊创办的。
　　这是广安县唯一的一所高等小学，每年只招两个班，每班二十名左右。能够考进这所学校的，大多是初等小学的好学生。在这所学校里，学生的年龄相差很大，从十多岁到二十多岁的都有。当时邓小平在这所学校里是年龄比较小的。
　　邓小平入学时校长是朱纪常，学监为周克生。学堂开设的课程有国文、算术、修身、理科（理化知识）、史地等。各科没有教科书，教学内容大多是由教师自定。比起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的纪律要求更严一些，学生一律寄宿，邓小平每周只能回家一次。
　　邓小平喜欢而且很快适应了新的环境。在这里，他所看到的、听到的、接触到的是更新的东西。他把自己的学习和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
　　据他的同学回忆，那时邓小平喜欢理化课和史地课。他经常运用学到的理化知识，思考一些自然现象和简单的工业生产问题。历史和地理课，给他打开了一扇认识世界的窗户。从这时开始，他酷爱读历史书籍，《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等史籍直到晚年还在读。也是从这时开始，他养成了看地图的习惯。后来，不论走到哪里，他经常要看看地图，找到自己所在的位置。
　　随着年龄和学识的增长，邓小平眼界开阔了，开始更多地关注社会。
　　这时的中国社会仍处在多事、多变之中。
　　就在邓小平来到广安县城读书的半年后，袁世凯宣布称帝，随之而来的是反袁护国战争。许多省份宣布独立，四川省也在其中。大小军阀纷纷趁机自扯旗号，抢占地盘，自封官位。广安的小军阀整天也是打来打去，你进我出，连年不息。
　　邓小平耳闻和目睹了这些，尽管还不能作深入的思考，但对军阀混战、兵匪横行混乱局面的感受是深切的。他后来回忆说，他此时逐渐萌发出了一种“简单的爱国思想”邓小平1968年撰写的《我的自述》。。
　　一九一八年夏，邓小平考入位于县城西秀屏山下的广安县立中学读书。这是当时广安的最高学府，创立于一九一二年，原名“广安州立中学”。
　　学费问题曾一度让家里犯了难。这时邓小平的家境已经大不如前了。父亲因一桩官司长期躲难在外，花销还靠家里提供，家里为此还卖掉了一些地。不过，家里最后还是想方设法，为他凑足了学费。
　　县立中学开设的课程比高等小学又多了不少，主要有：修身、国文、历史、地理、数学、博物、化学、物理、体操等。学校教师中还有在广安的法国传教士。邓小平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洋人”，“洋人”在课堂上讲的一些东西是他过去从没有听说过的。
　　这期间，新文化运动的大潮渐渐涌进了广安。《新青年》等宣传新思想、新道德和新文化的书刊传入了广安。
　　《新青年》杂志，是被称为新文化运动旗手、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于一九一五年在上海创办的（创刊第一卷名为《青年》）。创刊后，四川相继在成都、重庆、泸州、梁山（今重庆市梁平县）等地设立代售处，广为介绍和发行。广安虽然是一个小县城，但由于它离成都、重庆都不太远，交通比较便利，信息也比较灵通。《新青年》等书刊较快出现在广安，并在知识界特别是青年学生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们从《新青年》等书刊中，不仅了解到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些新的情况，而且后来还从这些书刊中了解到俄国十月革命的一些信息。
　　当时，陈独秀对法国文明推崇备至，认为法国是欧洲近代文明的发源地，中国青年学生有条件的，应该到法国去留学。他曾在《青年》第一卷一号上发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说：“欧罗巴之文明，欧罗巴各国人民皆有所贡献，而其先发主动者率为法兰西人。”“法兰西人为世界文明之导师，今之巴黎，尤为科学文艺之渊薮。吾国人而欲探讨欧西真正之文明，理应游学彼中，以求真谛”《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1987年11月版，第47页。。
　　邓小平当时是不是直接阅读了《新青年》，已难以考证。但是，《新青年》等书刊传播的一些新的思想、道德观念和文化主张，无疑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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