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迁移是人文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命题之一。本书立足于人口迁移导致人口在地域空间上集聚和疏散的角度，在初步构建人口集疏研究框架基础上，探讨改革开放后中国人口集疏类型转换、规模变动和格局演变的过程。重点研究经济型人口集疏，并选取汶川地区、东莞市作为人口疏散地和集聚地的典型区来实证研究，分析人口集聚区和疏散区对人口集疏的影响因素、要素组合和作用机理，同时探讨人口本身特征对人口迁移决策的影响，从三个方面研究人口集疏过程的内部机理。通过对人口集疏过程影响因素变化趋势的分析，预测人口集疏地域未来的发展态势,探讨人口空间集疏过程对地域空间产生的影响。
本书立足于人口迁移导致人口在地域空间上集聚和疏散的角度，在初步构建人口集疏研究框架基础上，探讨改革开放后中国人口集疏类型转换、规模变动和格局演变的过程。重点研究经济型人口集疏，并选取汶川地区、东莞市作为人口疏散地和集聚地的典型区来实证研究，分析人口集聚区和疏散区对人口集疏的影响因素、要素组合和作用机理，同时探讨人口本身特征对人口迁移决策的影响，从三个方面研究人口集疏过程的内部机理。
吕晨，中国科学院大学科技管理学院讲师。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博士后，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博士。在《经济地理》、《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研究方向为区域规划、人口空间集疏等。
【前言】人口迁移是人文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命题之一。本书立足于人口迁移导致人口在地域空间上集聚和疏散的角度，在初步构建人口集疏研究框架的基础上，探讨改革开放后中国人口集疏类型转换、规模变动和格局演变的过程。重点研究经济型人口集疏，并选取汶川地区、东莞市分别作为人口疏散地和集聚地的典型区来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人口集聚区和疏散区对人口集疏的影响因素、要素组合和作用机理，同时探讨人口本身特征对人口迁移决策的影响，从三个方面研究人口集疏过程的内部机理。通过对人口集疏过程影响因素变化趋势的分析，预测人口集疏地域未来的发展态势,探讨人口空间集疏过程对地域空间产生的影响。研究的主要结论为： （1）人口迁移规模和类型会随生产力进步和社会发展而变化。工业化时期人口集疏规模最大且以经济类为主。人口集疏与人口本身特征、集聚地和疏散地的条件相关，因此可以从人口特征、人口集聚地和疏散地属性三方面集成研究人口集疏问题。 （2）改革开放后，我国人口集疏规模迅速扩大，经济型迁移比重持续增长。人口集疏格局变动较大，由于人口集疏形成了区域的中心及副中心城市。从全国范围看，人口主要从中西部地区迁入东部地区，从农村地区迁入城镇地区。 （3）在主要考虑人口疏散地对迁出人口的推力时，人口在疏散地主要受资源环境压力、经济发展压力及生计水平压力的影响。以四川省汶川地区为例，人口疏散度主要受地形条件、人均耕地、人口收入和地区产业结构的影响。人口受到的综合压力与人口疏散度大致呈倒“U”型曲线分布。同一影响因素对不同地区内人口疏散的作用强度和方向并不相同。自然资源条件恶劣的山区未来仍将保持人口疏散态势，少部分发展条件好又有经济增长点刺激的平原地区会演变成人口集聚地。 （4）在主要考虑人口集聚地对迁入人口的拉力时，人口在集聚地主要受就业岗位、收入水平和已有迁移人口拉力的影响。以广东省东莞市为例，在1995—2000年全市集聚上升期，人口集聚度主要与外商投资导致的就业岗位增加、人均收入水平以及人口迁移的路径依赖相关。模型结果显示：地区拉力与人口集聚度呈三次曲线关系，各拉力按作用强度大小依次为路径依赖、就业岗位和收入水平。经历过高速增长且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接近饱和的地域，未来人口集聚度将下降；而处于工业化城镇化正向集聚过程中，并且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还能进一步承受人口和产业集聚的地区，未来人口集聚度将进一步上升。 （5）在主要考虑人口特征对人口迁移的影响时，人口迁移主要受年龄、收入、文化水平、家庭及性别因素的影响。青年人口更易迁移。受迁移动力和迁移能力的双重影响，人口收入水平与迁出率呈倒“U”型关系，中低等收入人口迁出率最大。人口文化程度越高迁移率越大，迁移距离越远。未婚人口迁移率高于已婚人口，男性迁移率高于女性。模型表明距离对人口迁移具有负作用。未来新一代务工人口将向市民转化，重视自身发展权和平等权使其以“用脚投票”的方式选择迁入区和行业，因此对地区建设和企业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6）人口集疏过程使集聚地和疏散地发展差距缩小，经计算，全国人口重心与经济重心的距离及地区发展差距变动趋势一致。人口空间集疏过程强化了地域功能，突显了地域特色。当地区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人口集疏可以推动地域功能的转型。人口集疏是推动实现区域空间均衡的有效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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