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英文学界首部以文房用具之砚台为研究对象的专著，此书处理时段虽集中在康熙中期至雍正年间(1680年代至1735年)，却主旨宏大。诚如高彦颐在〈导言〉指出，砚台除去研墨的基本功能外，兼具多重角色：收藏品，父子、男性友人相赠之礼，镌字刻铭的纪念信物。透过功能延伸，砚台被赋予(斯文)之意义，成为文人士大夫一类男性精英主体的物质性象征。由于砚台总令人联想起士人形象和菁英文化，作者征引《孟子》中的“四民”(士农工商)理想制度，指出砚的制作者，即工匠(craftsmen)或手工艺者(artisans)，总旁落于士人的书写文献，希望借此研究修正儒家传统“重道轻器”的倾向。作者指出，中国儒家传统千百年来贬低工匠的根深蒂固之观念，是工匠长期在文献记载中缺席的主因，很大程度上导致学者难以对该群体展开研究。基于上述动机，作者在本书结合传世实物和文献史料，重构处于革新期的清初制砚业，并以顾二娘及其福州赞助人作为核心个案，还原当时琢砚工艺及鉴藏市场的历史面貌。全书除〈导言〉和〈结语〉部分，共分五章。每一章都设置在五个不同的具体地方：紫禁城里的皇家工场，广东的采石场，苏州及南方其他地方的砚台雕刻工场，福建收藏家的家里。作者追查了砚台在宫廷与社会之间的运动轨迹，并通过砚台的整个社会生活，带入了与砚台相关的制作、使用、收藏和写作的人的生活。此外，这项研究亦展示了这个小物件所产生的强烈的情感和技术投资。
高彦颐（Dorothy Ko），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历史系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其研究方向是古代晚期和近代的中国科技与性别/妇女史、物质文化，著有《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等。
译者简介：
詹镇鹏，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博士。从事明清中国艺术史、物质文化研究，曾于《台大美术史研究集刊》《故宫学术季刊》《故宫博物院院刊》，Late Imperial China，Arts of Asia，Religion and the Arts等期刊发表十余篇论文。
（1）配图I.1
康熙帝在扫除构成清朝正统性□大威胁的节骨眼上，重申每日亲临“文墨”，并征求隐世良才，无疑展现出战胜者试图和解的姿态。一方坚石的用途，从砥砺磨刀到磨墨，代表治国方略从武治向文治的转□。约十年后，当皇帝在康熙三十七年（1698）第三度东巡以告祭祖陵期间，在行围狩猎、捕鱼时发现更多适合制砚的砥石，包括在□□山（今吉林省境内）寻获一块绿石。他或许也曾命人在这些石矿附近进行系统开采。在皇帝和匠人上下合作，致力于采集原料和制作的同时，一种崭新的清宫文物就此诞生。
不出十年，康熙帝开始将松花石砚作为礼物，赏赐内阁翰林官员。例如，康熙四十二年（1703）正月早朝，他在内殿南书房召见60名翰林学士，每人各赏赐松花石砚一方。康熙四十四年（1705）造办处增设砚作监造二人，并将其移入养心殿，很可能是为应对赏赐砚台带来需求增长的一项措施。7 连同御赐书籍和御笔书法在内，赏赐砚台是向汉人受赐者明确传达一个讯息：我们在文化认同上，价值是一致的。康熙对□□士人文化的尊崇虽不乏政治动机，却无疑是出自真心。即便如此，实际上，从原则到实践层面，清帝国对文物制作的管理和态度皆与前代大相径庭。
(□)配图□.5
伍丁先师诞供奉神牌所勒刻的文字，用的是全国通用的□□化话语，端州砚工的土地神以及用黄岗话念诵的咒语和行话，则让我们管窥仅限于砚坑流传的地方知识。在□珍贵的老坑洞口，砚工立起一块石碑，阴刻三行字。中间一行“洞口之神”字体□大，将石碑转化为一位守护神，左右两行较小的字则表达了石工渴望得到洞察力和神力：“一见能通晓”“举手活如龙”。□1（图□.5）“通晓”在粤语表达中是指出于瞬间和本能性的领悟力。矿工进入洞口前，要焚香祭鬼神，鱼贯经过石碑进洞，每个都要说：“唔该（请）谢一谢（让一让）；我哋来开工啦！”
（3）配图3
随着顾二娘崭露头角，她的不同称呼在不同主顾中逐渐传开。这些名字为观察这一位异乎寻常的女琢砚家在时人中引起的反应，提供了重要线索。其中一端，如黄中坚，称她为“顾家妇”，展示了一种儒家正统性别观：妇女应以夫家为□终依归，以后者利益为先。事实上，正是这种使命感令顾氏制砚□得无可指摘；在中国商业史上，家业继承除与□性血统相捆绑外，亦屡有无子嗣的遗孀为妇德而承担夫家事业之美谈。
与此同时，另一个苏州作者朱象贤，捎带讥诮口吻地提及顾氏原姓邹，养子是过继给自己的侄子。在儒家教条中，已嫁女子不应与娘家有任何纽带关系。朱氏暗示着一个妇女或可同时回报娘家和夫家，留下重新想象顾氏职涯的一个空间—其制砚事业或不能完全由传统妇德出发去理解。
（4）
厘定真迹或赝品的鉴定过程，虽然有助于产生新知，但是□终易于导致忽视顾二娘作为一个历史现象的重要面向：她从一个地方手工艺人向一个超品牌的演□。对一组传世砚台展开分析，并对照文献，能让我们厘清这个转□过程。
使用“超品牌”（super-brand）这个词不仅是指超级名牌，更因它犹如刘禾笔下“超符号”（super-sign）那样的功能。一个超品牌通常不是指一种独立风格，而是“异质文化间产生的意义链”，横跨两个或更多媒材和地域的语义场。14寻找真的顾氏砚，话是没错，但方向有误，易使人一头钻进死胡同。寻找真迹需要逆推过程直指其源头（制作者之手或作坊），而将顾氏定位为超品牌，需要将目光从单一源头延伸到所有相传是由她制作的作品。研究者的□终目标不是去定夺每一方砚的真伪，而是设法了解为什么某一类砚在某时空会被人觉得是可信的？
从18世纪早期至今日，艺术市场顺应供求而出现顾氏砚，即便它们是赝品—实际上，尤其是赝品—也是文化环境的风向标。论及顾氏的文献（不管正确与否）以刻本和稿本形式流通，伴随着顾氏砚之买卖、馈赠和收藏，引发追逐顾二娘的热潮，至今未见衰退。随着时间推移，文献和砚台两种媒材掺杂愈来愈多想象成分。要追溯这个符号意义网，需观照产生两类材料的特定地点，考虑到知识、图样、感情横跨媒材和地域的传播方式。
（5）
当“藏砚家”的文化形象在北宋开始成型时，米芾算是其中的突出代表。要成为大藏家一般都要有癖，而这位我行我素的艺术家留下了大量奇闻逸事，可供后人传颂、膜拜。传闻宋徽宗曾传召米芾在御前赋诗，书写于一屏风上。展现了大师级表演后，他抢过皇上的御砚，不顾上余残墨，抱在衣间。米芾认为此砚经他濡染，已不再适合御用，希望皇帝能赐给他。徽宗□后答应了。在另一则记闻中，一个友人将这个把戏反施于米芾身上，在米氏新获的宝砚中和以唾沫来研墨，强迫对方将那枚砚送给自己。
爱砚者的讨要把戏推到极端，便演□成贪官无止境的索求贿赂以及对名砚的巧取豪夺。与此相反的是，自律的官员连百姓相赠的一枚砚都不会收，如北宋以清廉著称的包青天包拯（999—106□）。这些故事清楚表明，砚不再只是书房用具那么简单了；一方上佳砚台的价格远大于其砚材和书写价值。例如，米芾曾通过两位有权势朋友的搭桥牵线，用南唐后主李煜（961—975在位）旧藏的一座大砚山，换取位于江苏丹阳北固山的一片土地，在那里筑书斋。
书单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