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賓萌集》《賓萌外集》是晚清著名學者俞樾自編的文集。《賓萌集》同治九年（一八七〇）春由時任廣東布政使的王凱泰出資刻印，共五卷，依次爲《論篇》《説篇》《釋篇》《議篇》《雜篇》。此後二十多年俞樾所作可歸入《論篇》《説篇》《議篇》的，數量不能各成一卷，於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彙成一卷，題曰《補篇》，作爲第六卷刻印。俞樾自述體例取法乎《晏子春秋》，還説今之集即古之子。這樣比附，固然是向前代經典致敬，也不無自信自許自得的意味。
賓萌一詞，出於《荀子·解蔽》：昔賓孟之蔽者，亂家是也。俞樾自己有解釋：孟，當讀爲萌。……所謂賓萌者，蓋當時有此稱。戰國時，游士往來諸侯之國，謂之賓萌。往來諸侯之國的游士，很容易被理解成戰國時期的策士。他們操縱横之術，挾王霸之策，競走於權貴之門，雄辯於王侯之前，利口巧舌，攪動天下風雲，博取一己富貴。俞樾不是這樣的人。他於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中進士，僅當了一任河南學政，便因試題割裂經義而被劾落職。之後四十餘年，他潛心學術，成一代樸學大師；全力講學，主講杭州詁經精舍三十一年，有門秀三千士，名高四百州之譽。《賓萌集》成書於他治學授徒之際，集中也無結交勢要、諂媚權貴之文。顯然，這樣的俞樾和戰國策士面目迥異，因此集名賓萌一詞與戰國策士了然無涉。《吕氏春秋·高義》：（墨）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説墨子節衣縮食，與賓萌同伍，不求做官。高誘注：賓，客也；萌，民也。很清楚，賓萌就是客民，即外鄉人。這有利於進一步理解俞樾的解釋。游士往來諸侯之國，重心在一個游字，即游子、游俠、游民之游，居無定所，謀生是求。其實，策士、縱横家是賓萌客民、外鄉人的一種，其代表人物蘇秦、張儀，前者是東周雒陽人，游説六國，組建合縱聯盟，任合縱長，兼佩六國相印；後者是魏國人，得志於秦，任相國，以連横破合縱。還有一位大人物李斯，屬法家，也是一個賓萌，楚國人，入秦，立功而當上丞相。他的大作《諫逐客書》，勸諫秦王（後來的秦始皇）不要驅逐在秦的外國之人（也即賓萌），説物不産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産於秦，而愿忠者衆，理直氣壯，冠冕堂皇，説明楚材晉用是當時的普遍現象。俞樾是浙江德清人，落職後移居江蘇蘇州，并於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構築曲園，思老子曲則全之訓，故名，至今尚是蘇州名勝。德清人而寓居蘇州，自然是個外鄉人。但以外鄉人命名自己的文集，未嘗没有一絲中年落職的無奈和落寞。
《賓萌集》是散文集。俞樾爲文寫詩，崇尚平易的文風。他曾借前人的話，主張爲文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誦讀，三也（《茶香室叢鈔·失黏》）。又説，余生平喜香山詩，所爲詩亦自謂近之（《茶香室叢鈔·二李唱和集》）。香山，中唐詩人白居易，號香山居士。白居易寫詩，要求老嫗能解，淺顯通俗，所以有元（稹）輕白俗的説法。準確、乾净、淺易、傳神，是文學語言很高的境界，源於作家創作主旨的明確，語言運用的自如，當然也是一種美學追求。俞樾是博學鴻儒，精研經學，旁及諸子學、史學、訓詁學、音韻學，乃至对詩詞、書法、小説、戲曲等，都有很深的造詣。滿肚子的學問，出而爲文，則華麗、典雅的文風，非不能也，乃不爲也。他自覺追求平易的文風，客觀上順應了文學由艱澀到淺易、由貴族而大衆的歷史發展潮流。俞樾同年進士兼兒女親家王凱泰所作《序》，稱道其論切當而不浮，其説精微而不腐，其釋詳明而不煩，其議正大而不詭，其雜文亦有法度不苟作。雖有溢美之嫌，却也基本準確。
下面依照文集六卷的次序來介紹一下《賓萌集》的思想内容。
卷一《論篇》，共二十五篇，是俞樾治史的心得，主要對從春秋到明末的二十餘位歷史人物作了評論。比如《韓信論》，圍繞韓信於漢反與不反、吕后（實爲劉邦）殺信該與不該的公案，反復研探，斷語是夫漢始患無信，而項氏非所憂；繼患有信，而吕氏非所憂。故自淮陰侯之死，而高帝可以老矣。著眼於國家安定的大局，立論自高；對韓信事漢的曲折心態也分析得絲絲入扣，令人信服。二十五篇中，值得一讀的是《秦始皇帝論》上中下三篇、關乎明朝國運的《鄒元標論》以及《明代争國本諸臣論》。
怎樣評價秦始皇，自漢以降，聚訟不已。概而言之，譽少毁多。始皇焚書坑儒，得罪了天下讀書人。而撰史著書，筆捏在讀書人手裏，自然不肯説他的好話。秦王朝短命，二世而亡，來不及製造輿論替始皇塗脂抹粉，揚美掩醜，他的形象也就不會太好看。其實，秦始皇很了不起，他改革國家政體、變封建制爲郡縣制就是很大的歷史功績，唐代柳宗元的宏文《封建論》對此有深刻的論述。俞樾的三篇《秦始皇帝論》，上承《封建論》，著眼於一個變字。上篇説周、秦之際，古今之交也，雖欲無變，不可得也，中篇説因時變法固當日之通論矣，則使秦人不得天下而楚得之，其變改古制猶夫秦也。這一觀點，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鴉片戰争，清政府割地賠款。老大帝國受辱於西方蠻夷，士大夫驚恐悲憤之餘，普遍有所反思。祖宗不足法，必須變法圖存。中興名臣李鴻章於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驚呼此三千餘年一大變局也（《籌議製造輪船未可裁撤折》）；一八九八年的戊戌變法，更是這種社會思潮的一次失敗的政治實踐。俞樾身處動蕩的時代，借古喻今，呼籲變則通，其政治眼光和政治立場，都是值得肯定的。
俞樾是樸學大師，有《群經平議》五十卷，影響很大。他治學以通經致用爲宗旨。通經不是死背經義，墨守成規，而是爲了致用，看重實際效果。《鄒元標論》是個好例子。儒家講道德教化，士大夫尤重氣節。孔子説殺身成仁，孟子説捨生取義，爲了仁義，不惜犧牲。因此，文死諫，武死戰，歷史上那些犯顔直諫、遭貶遭戮的人，往往被後世視爲道德楷模，没有誰敢提出諫得對不對或者值不值的疑問。俞樾敢。明神宗萬曆五年（一五七七）九月，首輔張居正喪父。居正戀棧，居喪不丁憂。小皇帝爲他辯護：朕學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既去，前功盡隳。説我年幼,方方面面都離不開張居正。鄒元標不顧居正勢盛、聖眷正隆，三次上疏反對奪情：弼成聖學，輔翼聖志者，未可謂在廷無人也。且幸而居正丁艱，猶可挽留；脱不幸遂捐館舍，陛下之學將終不成，志將終不定耶？（《明史·鄒元標傳》）言詞激切，假設较爲。結果被杖八十，貶職流放荒遠之地，直到居正病死，纔得復起。鄒後來成爲東林黨首領之一，與趙南星、顧憲成號爲三君。他的反奪情之舉，歷來被人稱頌，以爲是忠君愛國，不計個人安危。俞樾却直斥鄒進必不用之言，以徼必不免之辠，是沽名釣譽，并説有明中葉以後，士大夫議論愈多，而國事愈壞。在《明代争國本諸臣論》中進一步説，有明一代，士大夫喜名譽，好議論，乃宋以來之積習也。他們泥古不化，膠柱鼓瑟，小而詩文之體，規規摹擬；大而乘朝車，議國事，亦徒泥夫古人之見，不知所以裁之，對明代的文學、政治，具有洞見卓識。
卷二《説篇》，共十六篇，内容駁雜，於經、史、時政都有涉及，俞樾心有所感，即成一説。較諸《論篇》，《説篇》偏於感性。身處清季，撫時感世，内憂外患，危機感如影隨形，無法驅除，基調顯得沉重。比如《治説上》規勸爲政者要居安思危。這本是老生常談。但鴉片戰争、洪楊之亂後，時局哪來的安可居？唯有對危局的一聲長歎而已。又如《治説下》面對洋人的心計之巧、技術之工，作者反對師夷制夷，以爲學人以求勝人，大惑之道也。那麽出路在哪裏呢？有何克敵制勝的良策奇謀呢？揭開謎底，無非是老祖宗傳下來的仁政二字。心勞力拙，讀來深感悲凉。時局的衰敗，不僅在國力，也在人心。作爲經學大師的俞樾，對此更加痛心疾首。《性説》上下篇中，他力斥孟子性善説，以爲今天下之人爲善者少，而爲不善者多，人其耳之聰、目之明、手足之便利、心思之巧變，可以無所不爲，應從荀子性惡説，嚴刑峻法輔以道德教化，撥亂反正。《孔門四科説》中，他認爲把孔門弟子分爲德行、政事、文學、言語四科非孔子之意也，後世置德行於其他三科之上，更是大謬不然，使空疎不學之徒得而託焉。此説大有見地。衡人掄才，有才固然未必有德，而無才者德將焉附？倘能德才兼備，自然大好；不然，退而求其次，寧取有才少德者，竹頭木屑，終有一用。每見有才、學、能一無所長者，怡怡然左右逢源，青雲直上，自詡吃道德飯，可見此種人物，源遠流長。
這裏重點推介《公私説》。這是一篇奇文。長久以來，公、私對舉，公者美名，而私者姦衺不正之號也。爲政者總提倡先公後私，公而忘私，甚而至於大公無私，興公滅私。作者力排常識，獨立異説。首先引經據典，證明聖人先私而後公；繼而説自營爲私，於是推以及人，使人人得以自營，是即公矣；又説古人之辭，言公必及私，私固聖人之所不禁也。結論是一家安而後一國安，一國安而後天下安也。這一觀點至今還屬前衛，難怪俞樾在文末沾沾自喜道：吾斯言也，自漢以來儒者未有及此者也，其爲世所詬病必矣。然而後之君子得吾説而深思之，其諸可以治天下歟？
卷三《釋篇》，共十三篇，幾乎都是不同意成説的求異出新之文。其中十篇依次考釋盤古姜嫄太公望荆楚公主佛寺相主欽左右，類似於《辭海》的詞條，而探其所以然，有理有據。有的結論平易確實。如表示宰輔之相，阮元釋爲襄（助）之假借。俞樾反對這一曲説，認爲由《説文解字》相本義省視引申，瞽者無目，不能省視，故必有人代爲省視，而扶助之、導引之，即謂之相。其後因以爲輔政者之稱。有的闡述啓人神志。如表示佐助的左右，《説文解字》釋左爲手相左助，從（手）工（左助），釋右爲手口相助（段玉裁説以口助手）。作者考證左從工乃從巨（矩尺）省，右不從口而從囗（圓形的隸變）：天下之形，不外乎方與圓，（左手）執方，又（右手）執圓，古人制字之意正如此，天道圓，地道方；君道圓，臣道方。古之聖人所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不外乎此矣。是故左右二字之義，其所包甚大也。另三篇是對某一史實的考證和評析。《釋孔子弟子三千人》考證《史記》孔子弟子三千之三千非確指，而是泛指數目之多。楚、漢之興的五諸侯，衆説紛紜，《釋楚漢五諸侯》據史實排除了其中不能列入五諸侯者。《春秋·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相傳孔子作《春秋》至此而輟筆。前人認爲麟出非時，謂之不祥。《釋〈春秋〉絶筆獲麟》則指出作爲仁獸，麟仍是王者之瑞，從《詩經》《周易》的考察得出天下方治也，而聖人之心則已憂其亂；天下方亂也，而聖人之心則已望其治的結論，斷定《春秋》絶筆於獲麟，思治也，而非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據俞樾《江孔德孝廉〈穀梁條例〉序》，本文是其十六歲時所作。
卷四《議篇》，共六篇。《文廟祀典議》《孔忠移祀崇聖祠議》都是對卷五《奏定文廟祀典記》所記倡議的補充，前者倡議文廟配享應有許慎、從祀增入毛亨，名爲表彰毛亨和許慎，實乃强調《毛詩》的傳承尤其是《説文解字》的價值，義理存乎訓詁，訓詁存乎文字。無文字是無詁訓也，無詁訓是無義理也，而《説文解字》一書尤爲言小學者所宗。《學校祀倉頡議》歷數配享四位、從祀六位的業績，確立先秦兩漢文字學功臣。《考定文字議》主張以《説文解字》爲標準，考正字義與字體，悉羅列許書正字，辨俗體之誤，尤學者所不可不讀（清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子部·雜家類》），馮世徵曾爲此做《〈考定文字議〉疏證》。《取士議》是對罷去八股時文，别求取士之法考試内容與方式的建議，針對同治元年黎昌庶條陳取士法的繁重，俞樾主張務宜簡易，使天下可以遵行，不必過涉繁重，轉致有空文而無實際。《仿造浮梅檻議》倡議仿造明人黄汝亨西湖所建浮梅檻：用巨竹做成竹筏，平鋪木板，編織篷屋，朱紅欄杆，青色帳幕，中可放置几席觴豆及彝鼎、罍洗、茶鐺、棊局。俞樾四十七歲起主講杭州詁經精舍，春秋佳日時至西湖，遂作本篇。蓋羨慕浮梅檻新奇可喜，終此老之身逍遥容與，而仿製不果。八年後，蘇州曲園落成，園有曲池十一丈見方，乃於池中仿造浮梅檻，因僅寬四尺長五尺，命名小浮梅。容二人促膝，作者與夫人坐其中，相與閒話，往往考證傳奇、小説中俗事，於是録爲《小浮梅閒話》一卷（刻入《曲園雜纂》），可謂雅人清致。
卷五《雜篇》，共十九篇，内容龐雜。或爲圖、書作序作記，或爲廟碑、祠堂作記；或叙述以春在堂命名所居及曾國藩題寫之緣起，或記載河南學政任上奏請文廟祀典應有公孫僑從祀、孟皮配享。更多的是爲親戚、鄉試同年、同年兼親家之父、所在書院監院之父、岳父與父親做塾師時的東家、任學政時職責所及者而作的傳或墓表、墓誌銘，傳主或墓主包括死難的守土之吏、地方好官以及烈婦貞女孝女。雖多屬親朋好友圈，不無應酬之意，但特定時代的人物命運、文化現象尤其是作者的價值取向躍然紙上。《先府君行述》《先妣姚太夫人行述》兩篇（後者一八八五年補刻入《賓萌集》），記述先父、先母生平與爲人，筆下自有深情；《舅氏平泉姚公家傳》爲從小賞識自己的舅舅兼岳父立傳，介紹其著作大略及編著史書遺願，都是可供研究的珍貴資料。
卷六《補篇》刻印於俞樾七十五歲（一八九五年）之時，共十八篇：五論、五説、八議。憂國傷時是其主綫。列强侵凌，政府無能，有識之士争説自强。《自强論》反對洋務派師夷制夷的主張，以爲竊其唾餘，削足適履，庸有濟乎？盍亦反其本矣推行仁政，主要是整頓吏治。倘若官吏得人，官之與民若父兄子弟然，一旦有警，效死而民弗去，夫何守之不固乎？以後的歷史證明，這不過是一介書生的白日夢。《三大憂論》一憂列强欺辱，國將不國；二憂西學盛行，孔教將廢；三憂開礦采煤，竭澤而漁。現在看來，睁眼看西方，采礦辦工業，自有其進步性。但文章以憂字立論，觸目驚心，可以想見作者的憂心忡忡，痛心疾首。《田獵説》主張教民以戰，以備不虞。《戰説》認爲士大夫也應知戰備戰，將帥更應身先士卒。《禦火器議》提議用藤牌兵破洋人槍炮火器。更有《弭兵議》《弭兵餘議》勸説列國，開戰終歸以和，然而荼毒億萬之生靈，糜費億萬之銀錢，勢窮力竭，兩敗俱傷，有何益處？不如弭兵消除戰争，各君其國，各子其民，勿干預他國之政治，勿覬覦他國之土地，所謂兵者用之於本國，勿用之於他國。書生論戰，紙上談兵；與虎謀皮，幼稚迂闊，却也足見其報國之志和仁者之心。
《醫藥説》主張不信醫而信藥，即廢醫存藥。作者曾有《廢醫論》一卷，堅决廢醫，至此稍有變化。俞樾是廢棄中醫論的代表人物。其門生章太炎深研中醫，一九一〇年作《醫術平議》云先師俞君僑處蘇州……累遭母、妻、長子之喪，發憤作《廢醫論》，則不免想當然：俞樾長子俞紹萊病卒於光緒七年（一八八一），而《廢醫論》光緒五年（一八七九）已刻入《俞樓雜纂》；其母九十三歲高齡去世，醫者切脈，猶曰無慮。未卒前二日，諸病皆愈（《先妣姚太夫人行述》），醫者無咎。太炎一九二〇年作《仲氏世醫記》云先師德清俞君，恨俗醫不知古，下藥輒增人病，發憤作《廢醫論》，乃較平允。《廢醫論》之作，固然不排除愛妻爲醫所誤的因素，但憤然而議廢醫原因明確：夫醫之所以知病者脈也，脈則久失其傳；醫之所以治病者藥也，藥則又不可恃。脈虚、藥虚，斯醫亦虚矣。俞樾自陳廢醫論是有益的偏見：雖有激之談，然此論行則人之保其天年者多矣（《〈春在堂全書〉録要》），此雖兄之偏見，然有益於世間實不淺也（《致陳豪書》）。因爲有些偏激，廢醫存藥立論亦不够堅實。《醫藥説》云藥丸傳世必經數百乃至上千年，因驗而靈；但行醫只是某些醫生謀生的手段，求得一輿之值、一飯之資而已。此言自然偏激。醫生固有良莠，藥丸何嘗没有真僞？庸醫害人，假藥亦會致命。中醫中藥都是我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應該發揚光大。但於醫生要切實培養，於中藥要嚴格管理，人命關天，不可輕忽。
《賓萌外集》同治五年（一八六六）由曾國藩幕府、江蘇候補道杜文瀾出資刻印。集凡四卷五十六篇，以書序、壽序、書信爲主，另有賦、記、論、傳、碑、啓、墓誌銘、誄、祭文、呈，都是駢文。駢文承騷、賦餘緒，盛行於六朝，唐、宋以後漸趨式微，但綿延不絶，至今尚有寫作者。駢文是一種唯美的文學樣式，要求辭藻華美，聲律和諧，屬對工切，隸事精當。歷代雖不乏名篇佳什，但形式上的要求過於苛嚴，難免限制了作者表情達意的自由；艱澀的語彙、繁複的用典，也影響了讀者閲讀的順暢和愉悦，它的没落是歷史的必然。
俞樾是大學問家，精通經史子集，熟稔前事舊典；他深研音韻聲律，對寫詩作文的諧韻合律，更如庖丁解牛，得心應手。他當然喜歡駢文，寫作駢文。他贊美駢文意味深厚，文詞典雅，故可貴也；對唐宋以後駢文的没落深感惋惜，認爲於古人修詞之道或反失之矣。但他的文學觀不保守，能與時俱進，散文平易的風格即是一例；對小説、戲曲的喜愛和研究，更是明證。他説余自幼喜爲四六文（即駢文）（《自序》），余三十歲前好爲駢四儷六之文，今《賓萌外集》四卷，皆其時所作也（《朱鏡香〈竹南精舍駢儷文〉序》）。雖然《自序》中謙稱《賓萌外集》氣體卑下鄙薄無足觀，但晚年爲朱鏡香作序却感慨已經寫不出當年《賓萌外集》妃青儷白、侔色揣稱的作品，對朱氏駢文搜逑索偶之工，翦月裁雲之妙的贊美，未嘗不是《賓萌外集》的顧影自憐。讀者若喜愛華美的詞藻、鏗鏘的聲調，則閲讀本集之文會得到美妙的享受；對照《賓萌集》散文的樸實平易，更覺俞樾兩副筆墨，才大似海。
本書點校，以鳳凰出版社影印光緒末增訂重刊《春在堂全書》本爲底本，采納蔡啓盛《〈春在堂全書〉校勘記》的正確成果；改正文字訛誤并出校；異體字、古字、俗字原則上不改；因避諱而改字或缺筆的寧玄弘等回改，不出校。
二〇二一年七月於上海證大家園
滕振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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